在本章中，
存在主義者們爭論未來。
在1951年的一次演講中，梅洛-龐蒂評論道，比起之前的任何一個世紀，20世紀都更讓人們意識到了他們的生活具有怎樣的「偶然性」，是如何任由歷史事件和他們無法控制的其他變化所擺布的。這種感覺在戰後仍然持續了很久。兩顆原子彈被投到廣島和長崎之後，許多人開始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遠了，而這一次，戰爭將會爆發在蘇聯和美國之間。這兩個超級大國的戰時聯盟，幾乎在瞬間便土崩瓦解；現在，他們站在各自那一邊，隔著虛弱、貧困和自我懷疑的西歐，憤怒地瞪著對方。
如果再打一場大戰的話，這次戰爭很可能會摧毀文明，甚至生命本身。起初，只有美國擁有原子彈，但蘇聯工程師和情報機構正在著手攻克這個難題，也是人盡皆知的事，而且，人們很快還了解到輻射和環境破壞的全部危險。正如薩特針對廣島被炸寫道的那樣，人類現在已經獲得了毀滅自身的能力，想要活下去，成了人類每一天都得主動去做的決定。加繆也寫道，人類面臨著一個任務，那就是要在集體自殺和更明智地使用技術之間——在「地獄與理性」之間——做出選擇。但在1945年後，似乎已經沒什麼理由再相信人類有做出正確選擇的能力了。
此後，每一次新的原子彈試驗，都會讓人們的焦慮水平上升一分。1946年7月，美國人爆炸了一顆更強大的原子彈之後，波伏娃聽到廣播里的播音員說，這已經觸發了連鎖反應，讓物質開始解體，而這種浪潮將慢慢席捲全球。在幾個小時之內，地球上的一切都將不復存在。這才是一種位於存在核心的虛無啊。那一年年末，謠言四起，說是蘇聯人正密謀將一些裝滿放射性塵埃的手提箱放到美國的主要城市，裡面設置了定時器，可以將密封條炸開，進而殺死數百萬人。薩特在他創作於1956年的戲劇《涅可拉索夫》（ ）中，便諷刺過這個故事，但是那個時候，沒幾個人知道到底該相信什麼。輻射本來不可見，還這麼容易部署，不讓人毛骨悚然才怪；幾個手提箱，就能裝下宇宙本身的力量。
但是，一些人擔心末日的時候，另一些人卻在滿懷希望地期待著新開始的到來。荷爾德林曾經說過，「在有危險的地方，亦生長著拯救的力量」。有些人認為，或許最近這場戰爭的浩劫，不會帶來滅頂之災，而是會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永久性地摧毀戰爭和其他邪惡。
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願望是，可以出現一個有效的世界政府，來解決衝突、執行條約，使大多數戰爭變為不可能。加繆就是懷有這種希望的人之一。在他看來，廣島被炸的直接教訓是，人類必須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社會，大國不再享有比中小國家更高的權利，而控制這類終極武器的將會是人類智慧，而非各國的慾望和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聯合國實現了這些目標，但它又一直都未能像人們希望的那樣具有廣泛的效力。
有些人將美國方式視為了前進道路。戰後，歐洲對美國感激涕零、好感倍增；而靠著20世紀40年代末的「馬歇爾計畫」，美國又進一步鞏固了這一點，往傷痕纍纍的歐洲國家注資數十億美元，助其迅速復甦經濟。美國甚至還向蘇聯等國提出過資金援助，但在莫斯科的要求下，這些國家都拒絕了。西歐的一些國家認為，接受美國的資金是件很丟臉的事，但也不得不承認，它們需要這些錢。
除了國際主義者和親美者之外，戰後的西歐還出現了第三個團體，他們更願意把希望放在蘇聯身上。畢竟，在地球上的主要國家中，只有蘇聯是在真正試著為人類實踐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在將來的某個時刻，當所有的清理工作完成時，）人類可以通過理性的管理，永遠地消除貧窮、飢餓、不平等、戰爭、剝削、法西斯主義和其他邪惡。在所有改變人類處境的嘗試中，這是有史以來最雄心勃勃的一個。但如果它在第一次就失敗的話，那麼可能以後就再也不會被嘗試了，因此，蘇聯的嘗試值得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
我們這裡談論的只是七十多年前——人類的中等壽命長度——的事件，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很難讓自己設身處地地站在那個時代的角度，去思考、去搞清楚為什麼這個理想曾影響了西方那麼多充滿智慧和久經世故的人。現在，人們的普遍共識是，蘇聯的政治制度註定不可能奏效，所以，那些沒有從一開始就視其為徒勞嘗試的人，都是傻瓜。但是，對那些經歷過20世紀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難困苦的人來說，儘管它被認為難以實現，但似乎是一個值得去信仰的理念。人們沒有把它僅僅看成是一個夢想，那種你醒來之後模模糊糊記得你好像看到了什麼神奇但不可能之事的夢。他們認為，雖然任重道遠，沿途隱患重重，但是這是一個實際可行的目標。
不過，那些隱患並不難發現。與蘇聯那張美麗、遙遠的目標列表對應的，是一張同樣長的現實列表：勞動營、監禁、饑荒、物資短缺等等。第一件令人驚愕的大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根據傳來的有關莫斯科公審的消息，名譽掃地的黨員「供認」了蓄意破壞或陰謀行為之後遭到了處決。1946年，更多的消息浮出水面，其中一些來自一本叫《我選擇了自由》（ ）的書，由蘇聯叛逃者克拉夫琴科所著。這本書在1947年被翻譯成法語後，親蘇聯的《法蘭西文學》（ ）雜誌斥之為美國政府的捏造。克拉夫琴科的律師起訴了該雜誌，1949年初，案件在巴黎開審，被訴一方的證人，對蘇聯的生活極盡讚美，試圖推翻作者的說法。嚴格來說，克拉夫琴科贏了此案，但他只拿到了一法郎的損害賠償。第二年，另一位作家魯塞（David Rousset），也起訴了《法蘭西文學》。魯塞是一名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呼籲對蘇聯的勞改營進行調查，結果遭到了該雜誌的攻擊。他也贏了自己的案子。這兩次審判都有爭議，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讓人們意識到，蘇聯或許不是它自詡的天堂——至少目前還不是。
但即便此時，許多人還是認為，它比美國那種極端資本主義模式更值得維護。畢竟，美國也失掉了部分的道德高地：由於對蘇聯的極度恐懼，美國政府開始打擊任何帶一點左翼傾向的組織、監視和騷擾本國公民。凡是被懷疑具有「紅色傾向」的人，都面臨著被解僱、列入黑名單和被拒絕出境的危險。1951年，由於把核武器的秘密給了蘇聯人，幼稚的夫婦埃塞爾·羅森堡（Ethel Rosenberg）和朱利厄斯·羅森堡（Julius Rosenberg）被判處死刑。處決於1953年最終執行後，震驚了美國內外。薩特在《解放報》上發表了一篇怒氣沖沖的文章。身在美國的漢娜·阿倫特則寫信給雅斯貝爾斯，說她擔心這樣的事件可能預示著一場國家性災難，可以堪比德國那場。「一種無法想像的愚蠢，一定掌控了美國。我們害怕，是因為我們對它很熟悉。」
如果兩個大國都未能達成各自的理想，或許在它們之間做選擇的唯一辦法，就是問問哪個更值得努力去實現。左翼認為，儘管美國代表了爵士樂和自由等等美好的事物，但它也代表著不受約束的個人貪慾、經濟殖民主義和工人剝削。至少蘇聯代表著一種崇高的可能性，為了這個目標，有什麼可能不值得做的道德妥協嗎？
七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卡拉馬佐夫兄弟》（ ）中用一個簡單的問題總結了這種道德兩難。伊凡·卡拉馬佐夫要他的弟弟阿遼沙想像一下，如果他有能力創造一個世界，讓人們從此之後可以享受完美的和平與幸福。但是要實現這一點，伊凡說，你必須現在就折磨死一個小生命——比如那個嬰兒。這其實相當於犧牲一個人（希望）拯救很多人的那個「電車難題」在早期的極端變體。伊凡問，那麼，你會做嗎，阿遼沙的答案是一個明確的不字。在他看來，沒有什麼可以成為折磨一個嬰兒的正當理由，就這麼簡單。權衡利弊無法改變這一點，因為有些東西是無法被衡量或交換的。
在20世紀40年代的巴黎，阿爾貝·加繆也贊同阿遼沙的立場。在文章《既非受害者，亦非劊子手》（her Victims，Nor Executioners）中，他寫道：「我永遠不會再與為謀殺找借口的人同流，無論他們是誰。」無論結果是什麼，他都不會支持為暴力所做的正當辯護，尤其是國家暴力。從那之後，他便一直秉承著這一立場，不過他並未停止對它的思考。1949年，他創作了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風格的戲劇《正義者》（ ）。在劇中，一群恐怖分子爭論了在政治暗殺時，他們是否可以殃及無辜，殺害旁觀者。加繆明確表示，他認為這是錯的。1954年11月，他的祖國阿爾及利亞爆發獨立鬥爭後，他也依然這樣認為。在他看來，起義軍埋設炸彈、殺死無辜者，法國當局實施酷刑和極刑，都不正當。人們總會做暴力的事情，但哲學家和國家官員卻有責任不去為暴力找借口開脫。這個觀點讓他飽受爭議。1957年，在慶祝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講話中，有人要加繆解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