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存在主義被運用在了真正的人身上。
有一天，大約是在1948年的柏林之旅期間，波伏娃正握筆而坐，盯著一張紙看，阿爾貝托·賈科梅蒂對她說：「你看起來好瘋狂哦！」她回答：「那是因為我想寫，可不知道寫什麼。」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他，「睿智」地說：「那就隨便寫。」
她照做了，而且還真寫出了東西。此外，她從最近讀到的朋友米歇爾·萊里斯的實驗性自傳體作品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啟發：這些讓她萌生了一個想法，嘗試用不拘一格的形式來寫下她的回憶，而圍繞的主題則是成長過程中身為一個女孩對她意味著什麼。和薩特討論這個想法時，他敦促她要更深入地探索一下這個問題。這三個男人，據西蒙娜·德·波伏娃描述，正是她偉大的女權主義著作《第二性》的源起。
或許開端本來是個樸素的想法，還需要男性的鼓勵才成，但很快，波伏娃就將其發展為一個從各方面來說都具有革命性的研究項目：她的書顛覆了有關人類存在本質的公認觀點，並且鼓勵讀者要顛覆自己的存在。這本書也是一個自信的實驗，或許可以稱之為「應用的存在主義」。波伏娃利用哲學處理兩個龐大的主題：人類歷史——被她重新解釋為父權制的歷史——以及個體女性整個生命的歷史，從出生到老年的進程。這兩個故事相互依存，但在書中又獨立成章。為了使內容有血有肉，波伏娃把幾種要素結合了起來：她自己的經歷，從她認識的其他女性那裡收集來的故事，以及在歷史學、社會學、生物學和心理學方面的廣泛研究。
她寫得很快。1948年，部分章節和早期版本便開始在《摩登時代》上逐步刊登；1949年，全書出版，引來一片嘩然。這個思想自由的女存在主義者，本就因為開放的情感關係、不生孩子和不信神，被認為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人物。現在，她又寫了一本書，裡面不但到處都是對女性性經驗的描寫，甚至還包括了一章講述女同性戀的內容。連她的朋友也避之不及。最保守的回答之一來自阿爾貝·加繆，正如她在回憶錄中寫道的那樣，他「用幾個沒好氣的句子，指責我讓法國男性看起來很荒謬」。但是，如果說男人覺得不舒服的話，那閱讀它的女人，卻常常發現自己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人生。1953年，《第二性》被翻譯成英語後——比《存在與虛無》早三年，比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早九年——在英國和美國產生了比在法國更大的影響。可以說，這本書是存在主義運動中誕生的影響最為深遠的作品。
波伏娃的指導原則是，女性這一身份在成長過程中造成的差異，要比多數人（包括女性自己）意識到的更加巨大。一些差異顯而易見，也很實際。法國婦女才剛剛獲得投票權（隨著1944年的解放），但仍然缺乏許多其他基本權利；直到1965年，已婚女性才有權開立個人銀行賬戶。但法律上的差異，反映的是更深層次的生存差異。女人的日常經驗和在世存在，從很小開始便與男人的朝不同方向分化，以至於根本沒幾個人會覺得它們其實是發展而來的；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差異是女性氣質的「自然」表現。但波伏娃的看法恰好相反，她認為，這些都是女性氣質之迷思（myths）——這個說法，是她從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那兒改造而來的，再往前的話，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尼採用來發現文化與道德謬誤的「譜系學」方法。照波伏娃的用法，迷思差不多接近胡塞爾的結殼理論概念，也就是累積在現象上的東西需要被刮除，才能觸及「事物本身」。
在書的前半部分，波伏娃從歷史的角度對迷思和現實進行了粗略的概覽，在後半部分，則專門從嬰兒期起，講述了一個典型女性的一生，進而展示出——用她的話來講就是——為什麼說「一個人並非生下來就是女人，而是逐漸長成了女人」。
最初的影響始於幼兒期，她寫道。男孩被教導要勇敢，女孩則被認為愛哭和軟弱。兩種性別的兒童聽的是類似的童話故事，但在故事裡，男性是英雄、王子或勇士，而女性被鎖在塔里、陷入沉睡或被綁在岩石上等待救援。聽著這些故事，女孩注意到，母親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裡，像個被囚禁的公主，而父親會到外面的世界，就像一個勇士去參加戰爭。她明白自己的角色將會朝哪個方向發展。
長大一些後，女孩學會了舉止謙和、得體。男孩們則跑啊，搶啊，爬啊，抓啊，打啊；他們是真的在抓著物質世界，與之較量。而女孩們則穿著漂亮的連衣裙不敢跑，害怕把裙子弄髒。後來，她們穿上了高跟鞋、緊身胸衣和裙子；她們留了長長的指甲，還老怕弄斷。如果硬要說她們做成什麼事的話，也就是通過無數微小的方式，學會了猶豫，生怕會傷害到纖弱的自己。艾麗絲·馬里昂·楊（Iris Marion Young）後來把波伏娃的分析應用到了更多的細節上，正如她在發表於1980年的論文《像個女孩似的扔》（ ）中說的那樣，女孩們逐漸開始認為自己是「被放置在空間里」（positioned in space），而非用她們的活動去定義或建構周圍的空間。
青春期帶來了一種更顯著的自我意識，在這個年紀，有些女孩會變得傾向於自我傷害，而問題男孩們更容易去和別人打架。性徵開始發育，小男孩早已意識到陰莖是個重要的東西，但女孩的生殖器從來不被提及，彷彿不存在一樣。早期的女性性經歷可能很尷尬、疼痛或嚇人，而這些則可能帶來更多的自我懷疑和焦慮。接著是對懷孕的恐懼。（這點被寫下時，離避孕藥的出現還早著呢。）波伏娃說，就算年輕女性享受性愛，但因為女性的性快感可能更強烈，所以會更令她們不安。對大多數女性來說，性通常與婚姻有關，而伴隨著性而來的，還有重複和孤獨的家務勞動，但這取得不了任何外部世界的成就，不是真正的「行動」。
到目前為止，所有這些因素共同阻礙了女性在更廣闊的世界中建立權威和代理。對她而言，世界不是海德格爾那個意義上的「一套工具」。相反，世界「被命運主宰著，充滿了神秘、無常的變化」。波伏娃相信，這就是為什麼女性很少能在藝術或文學上取得偉大成就的原因——不過她認為弗吉尼亞·伍爾夫是個例外，她在1928年的作品《一間自己的房間》（ ）中，展現了假如莎士比亞有個同樣才華橫溢的妹妹，那麼她會遭遇什麼樣的災難。在波伏娃看來，女性境遇中的每一個因素，合謀限制了她們，讓她們變得平庸不堪，但原因並不是她們天生就低人一等，而是她們慢慢學著變得內向、被動、自我懷疑和過分熱衷於取悅他人。波伏娃認為，多數女性作家都令人失望，因為她們沒有抓住人類境況，沒有把人類境況當成自身境況。她們覺得很難感到要對宇宙負責。一個女人怎麼能像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那樣宣布，「我獨自承載著世界的重量」？
在波伏娃看來，對女性最大的壓制，來自她們那種將自我視為「他者」而非一個卓越主體的習得傾向。在這裡，她汲取在戰爭期間讀到的黑格爾有關對立的意識如何爭奪支配地位的分析。一個意識扮演「主人」，而另一個則是「奴隸」。主人會從自己的視角感知一切，這是自然。但奇怪的是，奴隸也這麼做，她絞盡腦汁地試圖站在主人的視角來看世界——一個「異化」的角度。她甚至會採用他的視角來看待自己，把自己看成是客體，而他是主體。當奴隸醒過來，意識到她把一切都弄反了，整個關係其實取決於她所做的辛苦工作——取決於她的勞動時，這種讓人備受折磨的結構，便最終崩塌了。她開始反抗，並且在此過程中，終於完全覺醒。
波伏娃認為，黑格爾這種將人際關係看作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凝視或視角大戰的觀念，蘊含著豐富的價值。多年以來，她一直在和薩特反覆討論這一點。薩特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也一直對「主-奴」辯證法頗感興趣，並且把它變成了《存在與虛無》中的一個主題。鑒於薩特在說明異化的凝視鬥爭時所舉的例子尤為生動，所以我們先把波伏娃稍微放一放，繞道去看一下他的例子吧。
在第一個例子中，薩特要求我們想像在公園裡散步。如果我是孤身一人的話，公園會圍繞我的視角，來舒舒服服地安排自己：我看到的一切，都會向我呈現自身。但隨後，我注意到一個人穿過草坪走向我。這導致了突然的宇宙轉變。我意識到，這個人也在圍繞著自身安排他的世界。正如薩特所寫的，草的綠色轉向了另外那個人的同時，也轉向了我，我的一部分世界開始往他的方向流失。我的一部分也流失了，因為就像他是我的世界中的一個對象一樣，我是他的世界中的一個對象。我不再是一個純粹可以感知的虛無。我有一個可見的外在，而且我知道他可以看到這個外在。
薩特隨後又加了一個轉折。這一次，他把我們放到了巴黎一家酒店的走廊里，正透過某扇門上的鑰匙孔偷窺——可能是出於嫉妒、慾望或好奇。我正全神貫注於我看到的東西，並且竭力想看清楚。但這時，我聽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