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戰爭還在繼續，
我們見到了阿爾貝·加繆，薩特發現了自由，
法國解放了，哲學家們投身到了社會運動中，
而每個人都想跑到美國去。
1939年，在巴黎東站目送薩特帶著軍用包和靴子離開後，波伏娃只能等待著他的消息；很長一段時間，她甚至不知道他被派往了何處。在宣戰後的第一天，她曾在巴黎四處走了走，驚訝地發現一切看起來竟然還是很正常，只有幾處異樣：警察會帶著裝在小袋子里的防毒面具上街，而當夜晚降臨時，很多車的大燈像藍寶石一樣在黑暗中發著光，因為作為燈火管制的預防措施，所有車燈的燈罩都被塗上了顏色。
這種怪異的狀況，還會在「假戰爭」（phony war）期間持續數月，這是英語中的說法。對法國人來說，是「滑稽的戰爭」（drôle de guerre），對德國人來說，是「靜坐戰」（Sitzkrieg），而對於被入侵的波蘭人來說，則是「奇怪的戰爭」（dziwna wojna）。局勢很緊張，但沒什麼戰鬥，沒有可怕的毒氣或炸彈襲擊。在巴黎，波伏娃在她教書的莫里哀高中（Lycée Molière）拿到了一個防毒面具，不停地寫日記，瘋了一樣地收拾了自己的房間：「薩特的煙斗，他的衣服。」她和奧爾加·科薩凱維奇住在同一家酒店（瓦溫大街的丹麥酒店——現在仍然在那兒）。她們一起塗黑了窗戶，用的是一種由藍色染料、油和防晒霜混合起來的東西，聽起來就很噁心。1939年底的巴黎，是一座有很多昏暗藍光的城市。
波伏娃繼續著她的工作，依然在反覆修改《女賓》。閑暇之餘，她還和兩個學生發生了關係：娜塔莉·索羅肯（Nathalie Sorokine）和比安卡·比嫩費爾德（Bianca Bienenfeld）——這兩個年輕女人後來也與薩特有染。對於波伏娃這種看上去很像是無恥「培養」以及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傳記作家們一直十分苛責。不過，是什麼促使她這麼做的，卻很難看出來，因為在大部分時間裡，她對兩個女人似乎很冷漠。或許，原因在於巴黎在假戰爭期間充盈的那種緊張和衰弱的氣氛，很多人都因此出現了奇怪的行為。在城市的另一個地方，阿瑟·庫斯勒則發現，一切似乎都在變灰，就像一場疾病侵襲了巴黎的根基。從老家阿爾及利亞來到這座城市的記者兼短篇小說作家阿爾貝·加繆，躲在房間里，聽著窗外街上的聲音，很納悶他為什麼會在這兒。1940年3月，他在筆記本里這麼寫道：「異國，我承認，我發現一切都很陌生，很異國。」在一條未標註日期的筆記中，他又寫道：「沒有未來。」不過，他並沒有讓這種情緒妨礙他投身於自己的文學寫作計畫：一部小說《局外人》（ ），一篇長文《西西弗神話》（ ），以及一個劇本《卡利古拉》（ ）。他把這些作品稱為他的「荒謬三部曲」，因為它們都在處理人類存在之無意義或荒誕，一個在那段時間裡似乎順理成章的主題。
與此同時，薩特原來是被安排到了阿爾薩斯地區的布呂馬特（Brumath），在這個靠近德國邊境的地方，他發現自己除了閱讀和寫作外，根本無事可做。在發送氣球和用雙筒望遠鏡觀察的間隙，或坐在營房裡聽他戰友們打乒乓球的聲音時，他每天設法投入了長達十二個小時的時間來做自己的事情。他堅持寫日記，而且每天寫很長的信，其中許多流露出對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深情——因為通信渠道終於被打通，他們又聯繫上了。他草草寫下了後來將會成為《存在與虛無》的那些筆記，還創作了系列小說《自由之路》的第一稿。第一卷於1939年12月31日完稿後，他馬上又開始了第二卷。他告訴波伏娃：「如果戰爭繼續以這種緩慢的節奏進行，到和平時期，我可能已經寫出3部小說和12部哲學論著。」他懇求她給他寄書：塞萬提斯、薩德侯爵、埃德加·愛倫·坡、卡夫卡、笛福、克爾凱郭爾、福樓拜，以及雷德克利芙·霍爾的女同性戀小說《孤寂深淵》（ ）。他對後者的興趣，可能是由波伏娃的經歷引發的，因為按照他們的協議，她告訴了他一切。
薩特肯定會樂意繼續像這樣再過幾年——但滑稽的戰爭是一個笑點很殘忍的玩笑。1940年5月時，德國突然佔領了荷蘭和比利時，並開始進攻法國。博斯特在前線的戰鬥中負傷，被授予法國軍功十字章（Croix de Guerre）。薩特的老朋友及近期的度假同伴保爾·尼贊，則於同盟國軍隊從這裡大撤退之前不久的5月23日，戰死在敦刻爾克附近。梅洛-龐蒂曾作為步兵軍官被派往隆維（Longwy）前線。他後來回憶道，在某個漫長的夜晚，他和他的部隊聽見了一個德軍中尉的呼救，他被擊中並卡在了鐵絲網裡：「法國士兵，快來救救這個要死的人。」他們被命令不得接近他，因為呼救可能是一個計謀，但第二天，他們發現他死在了鐵絲網上。梅洛-龐蒂永遠不會忘記所看到的情景：「在接近零度的嚴寒中，軍裝幾乎難以遮住那個人瘦弱的胸膛……灰金色的頭髮，嬌嫩的雙手。」
戰鬥英勇而短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記憶歷歷在目，所以法國軍官和政客們傾向於早早投降，避免生命的無謂傷亡——一種理性的觀點，儘管就像納粹時代其他看似合理的考量一樣，這同樣付出了精神上的代價。雷蒙·阿隆的部隊連敵人都沒見過，便和正在路上逃難的平民一起撤退了；因為是猶太人，他知道自己面臨著來自德國的危險，所以他很快就想辦法去了英國，整個戰爭期間，他都在那裡以記者的身份為自由法國軍隊工作。其間，梅洛-龐蒂曾被俘虜，並在一家位於聖伊里耶（Saint-Yrieix）的軍隊醫院裡被關押了一段時間。而薩特也被抓了起來。
波伏娃再次與他失去聯繫，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無法獲得更多有關他或其他任何人的消息。她也加入了難民的行列，一同逃往西南方，但除了躲避從東北方朝他們推進的德軍外，人們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地。與她一同離開的是比安卡·比嫩費爾德一家，乘坐的則是一輛載滿了人和行李的汽車。這輛超載車順著車流緩緩前行，車頭的燈光被一輛綁在前面的自行車遮擋著。出了市區後，他們便分道揚鑣了。波伏娃搭了一輛公共汽車，去昂熱（Angers）和朋友住了幾個星期。但隨後，她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又回到了巴黎，而在回程中，有一段路她甚至還搭了一輛德國卡車的便車。
她發現這座城市正常得都有些離奇——現在只是多了四處巡邏的德國士兵，其中一些看起來很傲慢，另外一些則顯得迷茫或局促。不過，即便在半年後的1941年1月，日記作者讓·蓋埃諾（Jean Guéhenno）還寫道：「我好像能從佔領軍的臉上讀出他們的尷尬……他們不知道該在巴黎街上做什麼，也不知道該看誰。」波伏娃恢複了她在咖啡館寫作的習慣，但不得不開始習慣一種新的景象：身穿制服的納粹，成群結隊地在旁邊桌子上享受著咖啡和柯納克白蘭地。
她還努力讓自己學著適應了那些對巴黎人而言變得很必要的小挫敗和小妥協。為了保住她在學校教書的飯碗，她簽署了一份文件，申明她不是猶太人或共濟會會員。這「令人反感」，但她做了。而城市裡的供給在逐漸減少，尋找黑市產品和燃料，為即將來臨的冬天做準備，幾乎成了一項全職工作。像她一樣在農村有朋友的人，都會感激涕零地靠著他們寄來的一包包新鮮食品過活。然而有時候，這些包裹得花很長時間才能到達：波伏娃收到的第一個包裹，裝著一塊煮好的帶骨豬肉，但已經爬滿了蛆蟲。她刮掉了上面的蛆蟲後，儘可能地將其變廢為寶。後來，她還想出用醋清洗臭肉，然後和濃烈的藥草一起燉幾個小時的辦法。她的房間里沒有暖氣，所以只能穿著滑雪褲和一件羊毛衫睡覺，有時候，她甚至會穿著同樣的裝束去班裡上課。為了省去理髮的費用，她戴起了頭巾，然後發現這其實很適合她。「我旨在簡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一項必要的調整，是學會忍受傀儡政府每天發出的愚蠢道德說教——提醒人們尊重上帝，尊敬家庭的原則，遵循傳統美德。這讓她想起了童年時就十分厭惡的「中產階級式」說教，但這次卻以暴力威脅為後盾。啊——但也許這樣的談話總是有隱藏的暴力威脅來支持？後來，她和薩特把這種信念變成他們政治理念的核心：對他們來說，動聽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永遠不能信任或輕信表面那套。他們可能是在這個鬼話連篇的政權佔領法國期間，學到這種態度的。
波伏娃仍然不知道薩特是否還活著。為了讓自己保持冷靜（和暖和），她在完成上午的教學或寫作後，每天下午會去國家圖書館或索邦大學圖書館。在那裡，她通過閱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找到了自己的路。這種持續專註的努力很令人寬慰，同樣令她寬慰的，還有黑格爾的宏大遠見：在他看來，人類歷史的進程經由一系列必然的正題、反題與合題，最終在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