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中發生了一場危機，
兩次英勇的營救，以及戰爭的爆發。
從書名上來講，胡塞爾未完成的遺作《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不如《噁心》那樣引人注目。但起首的那個詞「危機」，完美地總結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歐洲。從1922年開始，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分子已經在義大利掌權超過十年。在蘇聯，隨著列寧在1924年去世，斯大林到1929年已經掌握了蘇聯的領導權。而希特勒則在1933年鞏固了第一次選舉的勝利果實，使得他的擴張野心日益清晰。1936年，西班牙內戰在左翼共和軍與弗朗哥領導的法西斯主義國民軍之間爆發。一切似乎都在密謀分裂歐洲人，把他們引向另一場戰爭。這是一個相當可怕的前景，尤其在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光是戰壕里就有大約140萬名法國士兵戰死。由於很多場戰役都是在法國土地上打的，可以說，這個國家真的已經傷痕纍纍，因此，沒有人想看到戰爭重演。
法國的確有些極右組織——法蘭西行動戰線（A française）和更新、更激進的火十字團（Croix-de-Feu）——但和平主義風氣讓這些組織的影響有限。小說家羅傑·馬丁·杜·加爾（Roger Martin du Gard）在1936年9月寫信給一位朋友時，表達了一個普遍的看法：「什麼都行，絕不要戰爭！什麼都行！……甚至是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不要逼我，因為我會說：是的……『甚至是法西斯主義出現在法國』！」波伏娃的看法也類似，她對薩特說：「戰爭下的法國必定會比納粹治下的法國更糟吧？」但薩特不同意，因為他曾近距離地見過納粹。像往常一樣，他用想像力寫下了聳人聽聞的細節：「我不希望被逼著吃了我的手稿。我不想讓納粹用茶匙把他的眼睛挖出來。」
但到1938年時，已經沒有幾個人敢對和平再抱希望。那年3月，希特勒吞併了奧地利。9月，他開始對高度德意志化的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地區虎視眈眈——胡塞爾的故鄉摩拉維亞就位於其中。英法兩國領導人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愛德華·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同意了希特勒最初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希特勒視之為更進一步的鼓勵，因此在9月22日，他要求行使全面軍事佔領的權利，而這將會有效地為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其餘領土開啟大門。隨之而來的便是所謂的「慕尼黑危機」：一個禮拜期間，人們無時無刻不在聽收音機和看報紙，唯恐隨時宣戰。
對於一位具有個人主義傾向的年輕存在主義者來說，戰爭是終極的冒犯。戰爭，就像從桌子上掃落玩具一樣，威脅著要清除所有個人的想法和關懷。英國超現實主義詩人大衛·蓋斯科因（David Gase），當時正擔驚受怕地生活在巴黎，他在那一周的日記中寫道：「戰爭最可恨之處在於，它讓個體變得毫無意義。」蓋斯科因一邊聽收音機，一邊試著想像轟炸機飛過天空，許多建築倒塌。眼前災難的類似景象，也像幽靈一樣徘徊在喬治·奧威爾出版於次年的小說《上來透口氣》（ ）里：廣告業經理喬治·鮑林走在郊區的街道上，想像著房屋被炮彈炸得粉碎。一切熟悉的事物似乎都要消失了；鮑林擔心，在那之後，將會只有無止盡的暴政。
薩特在《延緩》（ ）中試圖捕捉危機中的情緒，這本書是他《自由之路》系列的第二卷——直到1945年才出版，但故事設定在了1938年9月23日—30日的那個關鍵一周。書里的每個人物都在努力去適應他們可能沒什麼未來，而一切也將不復從前的想法。薩特用從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中借來的意識流方法，從一個人的思想滑入另一個。年輕人鮑里斯（原型是薩特先前的學生雅克-洛朗·博斯特）算計著開戰後他在軍隊里能活多久，然後推測了他還能指望在死前吃上多少煎蛋卷。在一個關鍵時刻，當大家聚在一起用收音機聽希特勒講話時，薩特從這個場景退出來，向我們展示了整個法國，然後是整個德國和歐洲。「一億個自由的意識，每一個都知道牆壁，雪茄一明一滅的煙蒂，熟悉的面孔，而每個都在自己的責任上構建著它的命運。」
書中的嘗試並非全都有效，但薩特抓住了那一周的怪異特質，千千萬萬的人試著習慣開始一種不同的方式來思考他們的人生——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就是，他們的工程或操勞。這本書也顯示了薩特思想轉變的第一個跡象。在未來的幾年裡，他越來越感興趣的是，當人們被巨大的歷史浪潮席捲時，每一個人仍然可以保持自由和獨立。
對於薩特個人來說，令人意外的是，他在1938年竟然通過讀海德格爾為自己的焦慮找到了答案。他爬上了《存在與時間》的山麓緩坡，不過直到兩年後，他才登上更陡峭的山坡。回頭來看時，他回憶道，在那一年裡，他渴望「一種哲學，而這種哲學不僅僅會是沉思，更是智慧，是英雄精神，是神聖」。他將此比作了古希臘的一段時期，也就是亞歷山大大帝去世後，雅典人遠離了亞里士多德科學的冷靜推理，轉向了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更個人化和「更直接」的思想方式——「教他們生活」的哲學家。
在弗萊堡，胡塞爾已經無法目睹那個秋天的事件，但他的遺孀馬爾文娜仍住在郊區的房子里，守著他的圖書館和汗牛充棟的遺稿、文書及未發表的著作。她當時已經78歲，獨自一人生活，雖然信仰基督新教，但卻被官方列為了猶太人，因此，她極為弱勢，但她靠著剛烈十足的人格力量，暫時把危險擋在了外面。
在那個年代初期，也就是她丈夫還活著，而納粹剛掌權之後，他們曾經討論過把他的文件運到布拉格，因為看起來，它們在那裡似乎可能更安全些。胡塞爾曾經的學生、捷克現象學家揚·帕托什卡，願意協助安排這件事。但幸運的是，事情沒辦成，因為如果真那麼做的話，文件將會一點兒都不安全。
在20世紀早期，布拉格已經發展成一個現象學的中心，部分原因是托馬斯·馬薩里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塞爾的朋友，他曾說服胡塞爾去跟隨弗朗茲·布倫塔諾學習。馬薩里剋死於1937年，所以沒有看到災難降臨到他的國家身上，但在此期間，他做了很多事來促進現象學的發展，還幫助布倫塔諾之前的其他學生在布拉格市檔案館搜集老師的論文。1938年，隨著德國入侵的威脅，布倫塔諾的檔案危在旦夕。唯一讓現象學家們感到寬慰的是，胡塞爾文稿不在這裡。
但弗萊堡也不安全。這座城市靠近法國邊境，如果戰爭到來，可能會率先看到戰火。馬爾文娜·胡塞爾本來就已經只能任由納粹擺布：如果他們決定殺進她的房子，那她更無力保護裡面的東西。
胡塞爾的《遺稿》及其遺孀的處境，引起了比利時的哲學家兼方濟各會修士赫爾曼·范·布雷達的注意。他擬定了一份建議，敦促魯汶大學的高等哲學研究所支持重要弗萊堡文稿的謄錄工作——只能由可以閱讀胡塞爾速記文字的前助手來做。鑒於伊迪絲·施坦因已經成了卡梅爾派修女，海德格爾也與他分道揚鑣，所以，能做這項工作的人，便只有近幾年與胡塞爾一起工作過的兩人：歐根·芬克，來自附近的康斯坦茨，但現在住在弗萊堡；以及路德維希·朗德格雷伯，目前在布拉格。
范·布雷達最開始建議就在弗萊堡當地資助這個項目，但在戰爭可能爆發的情況下，這看起來不太可取。他指出，馬爾文娜·胡塞爾堅定地繼續生活，「就彷彿納粹政權不存在一樣，也絲毫沒有表現出她就是納粹的受害者」，這確實令人欽佩，但可能會對文稿不利。1938年8月29日，當捷克危機開始醞釀，范·布雷達去弗萊堡會見了她和歐根·芬克；他們一起向他展示了文稿集。他驚嘆於手稿帶來的純粹視覺衝擊：一排一排的文件夾，裝著胡塞爾的約4萬頁速記手稿，外加一萬頁已經由他的助手轉抄出來的列印或手寫稿，而在圖書館裡，還有在近六十年里收集到的約2700卷書和數不勝數的論文翻印，胡塞爾用鉛筆在上面記滿了筆記。
范·布雷達說服馬爾文娜·胡塞爾必須有所行動。但回到魯汶後，他還有另一件說服工作要做：要說服他的同事同意轉移並保存那裡的文稿集，而不只是遠程資助一個項目。做完這一切後，他返回弗萊堡，路德維希·朗德格雷伯現在也到了，把布拉格令人緊張的局勢甩在了身後。時間已是9月中旬：戰爭似乎有可能會在數周甚至幾天內爆發。
最緊要的問題是如何轉移這批東西。手稿比書更便於攜帶，而且更重要。但帶著幾千頁紙開車去邊境，肯定也不安全，因為所有文稿是用一種看起來不可讀的密碼寫成的。
一個更好的辦法是把它們帶到比利時大使館，然後裝在外交郵袋裡帶出德國，這樣就能擁有不受干預的豁免權。但距離最近且有豁免協議的部門在柏林，方向正好相反，得走不少冤枉路。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