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薩特做了噩夢，海德格爾試著思考，
卡爾·雅斯貝爾斯很驚愕，
而胡塞爾呼喚英雄主義。
1929年時的德國，剛剛從戰爭和1923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危機中走出來，便又陷入了經濟災難，所以，海德格爾那場極富魅力的演說，進一步提升了他在德國的號召力。許多德國人感到，那個在戰爭末期以類似政變的方式接管政權的社會主義政府背叛了他們。他們竊竊地議論著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指責他們密謀破壞民族大業。海德格爾似乎也有同樣的疑慮，對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產生了一種幻滅和困惑感。
那幾年造訪過德國的人，都對這個國家的貧困程度，以及人民以投向極「左」和極右政黨來應對的方式，感到震驚不已。1930年初，雷蒙·阿隆來到德國後，震驚很快就變成了疑問：歐洲怎麼才能避免再次被拖入戰爭？兩年之後，年輕的法國哲學家西蒙娜·薇依周遊德國時，在一家左翼新聞報紙上發回報道，記錄了貧窮和失業如何在摧毀德國的社會結構。那些有工作的人，害怕失去工作，所以憂心忡忡。那些無力養家糊口的人，要麼四處流浪，要麼只能投靠親戚，結果把家庭關係抻到了極限。災禍可能會降臨到任何人的頭上：「你可以看到身著筆挺衣服、頭戴圓頂禮帽的年長男人在地鐵出口乞討，或用嘶啞的嗓音在街頭賣唱。」年紀大的備受折磨，而對過去一無所知的年輕人，連可以讓他們逃避現實的美好回憶都沒有。
這種形勢下，革命的可能性顯而易見，但是它會倒向何方，是共產黨還是希特勒的納粹黨，沒人能猜得出來。薇依希望會是左派，但她擔心，在令人絕望的時代，相較於社會主義者那種模糊不清的平等夢想，納粹集會上統一的制服和嚴密的控制會更具吸引力。她猜對了。1933年1月20日，保羅·馮·興登堡總統領導的那個軟弱不堪的聯合政府，在重壓之下屈服，任命阿道夫·希特勒為總理。這個曾備受奚落的邊緣人物，現在一下子掌控了整個德國及其資源。3月5日的選舉，進一步增加了納粹黨的多數席位。3月20日，一項新的授權法案賦予了希特勒近乎無限的權力。隨後，他經過一夏天的時間，將其進一步鞏固。就這樣，自杏子雞尾酒談話後阿隆力邀薩特去德國，到薩特搬去柏林的這段時間裡，這個國家已經被改變得面目全非。
最初的變化很快在春天到來，以最基本和最具侵入性的方式影響了人們的私生活。3月時，納粹授予了自己隨意逮捕可疑人員和入戶搜查的新權力，並立法允許電話竊聽和信件監控這些曾被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隱私領域。4月，他們宣布「抵制」猶太人的生意，並開除了所有被認為是猶太人或有反納粹關係的公職人員。5月2日，工會被取締。5月10日，第一場驚人的焚書事件發生。7月14日，除國家社會黨以外，其他政黨均被正式取締。
許多德國人，以及其他歐洲各地的人，驚恐地看著這一系列事件快速發生，卻感到無能為力。波伏娃後來也驚異於她和薩特在20世紀30年代初，對納粹在德國的崛起竟然不是很擔心——後來在政治上異常活躍的兩個人尚且如此。他們會看報，她說，但那時候，他們對兇殺或怪誕的心理學事件更感興趣，諸如帕潘姐妹謀殺了雇她們做女傭的僱主，或者一對觀念傳統的夫婦帶著另一對夫婦回家，來了一場四人性愛，然後在第二天自殺了這種。與個人行為的奇聞異事相比，法西斯的崛起似乎顯得有些抽象。不過，1933年夏天，在薩特搬去柏林之前，他和波伏娃倒是和義大利的法西斯有過一次令人不安的相遇。當時，他們用義大利鐵路提供的優惠去羅馬旅行，一天深夜在羅馬斗獸場附近散步時，突然被探照燈照住，還有穿黑衣的男人朝著他們大喊。這讓他們受到了驚嚇，但並沒有讓他們的興趣轉向政治。
之後，薩特在柏林待了一年，但由於大部分時間他都專註於研讀胡塞爾和其他人的作品，起初幾乎沒有怎麼留意外面的世界。他會跟同學一起喝酒，然後散很長時間的步。「我重新過上了無須負責的生活。」他後來在筆記中如此回憶道。隨著學年向前推移，紅黑色的橫幅、納粹衝鋒隊的集會以及定期爆發的暴力行動，愈來愈搞得人心惶惶。1934年2月，波伏娃第一次去德國看薩特時，大體上感覺德國看起來還挺正常。但當她於6月再次過去，然後和薩特一起離開柏林，途經德累斯頓、慕尼黑和納粹最喜歡的城市紐倫堡時，軍隊遊行和在街上瞥見的殘暴場景，已經讓他們急不可耐地想永遠離開這個國家。到這個時候，薩特開始做噩夢，總是夢見城市發生暴動，鮮血飛濺到一碗碗的蛋黃醬上。
薩特和波伏娃這種焦慮和不真實感混雜在一起的感受，並不稀罕。除了納粹的支持者或堅定的反對者和直接的攻擊目標外，許多德國人也有類似的混合感受。這個國家籠罩在了海德格爾所謂的「離奇感」（uniness）中。
有時候，受過最好教育的人，卻往往最傾向於不拿納粹當回事兒，認為他們太荒唐可笑，不可能成什麼氣候。卡爾·雅斯貝爾斯後來回想起來，認為他自己就是犯此錯誤的人之一，而在柏林的法國學生中間，波伏娃也觀察到了類似的不屑情緒。無論如何，大多數不贊同希特勒意識形態的人，很快就學會了不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果一支納粹的遊行隊伍從街上經過，他們要麼溜之大吉，要麼一邊像其他人那樣不得已地敬禮，一邊自我安慰說，我不信仰納粹，所以這個動作不會有任何意義。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elheim）後來曾寫道，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人會為舉起胳膊這種小事而冒生命危險——但人們那種抵抗的能力，正是這樣被一點點侵蝕掉的，最終，人們的責任心與正直感也會隨之消失。
記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當時正在讀法律系，他在日記中同樣用了「離奇」（uny）一詞，並且補充道：「一切都發生在某種麻醉狀態下。客觀上很可怕的事情，只能激起一絲淡薄、微弱的反響。殺人如同兒戲。羞辱和道德淪喪，彷彿小事一樁，可以接受。」哈夫納認為，現代性本身要承擔部分責任：人們已經成為習慣和大眾傳媒的奴役，忘記了停下來思考，或者中斷各自的日常事務，騰出點足夠的時間來質問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
海德格爾曾經的情人兼學生漢娜·阿倫特，後來在她出版於1951年的研究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 ）中認為，極權主義運動的興起，原因部分要歸咎於現代生活的分裂化，讓人們更易受到政治煽動者的影響。在別的作品中，她創造了「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短語，來描述個人道德意識的極端缺失。這個術語引來了一些批評，主要原因是，她把這個說法用在了種族滅絕積極分子、猶太大屠殺的組織者阿道夫·艾希曼身上，而他的滔天罪惡可不只是沒能負起責任那麼簡單。但阿倫特仍然堅持她的分析：在她看來，如果你沒有在時代要求你回應的時候給予充分的回應，那麼你展示出的這種想像力與關注力的缺乏，便與故意去犯罪一樣危險。或者說，這相當於違背了她在馬堡時從海德格爾學來的那條指令：思考！
但是，思考到底是什麼？或者，就像海德格爾後來用一篇論文的標題問的那樣，Was heisst denken？——可被翻成「什麼稱之為思考？」或「什麼需要思考？」，他在這兒玩了一個文字遊戲。人們可能覺得，海德格爾經常提醒人們要擺脫遺忘並質詢日常的實在，所以他是所有哲學家裡最有能力好好思考的人，可以呼籲他的同胞們負責任地警惕起來。
確實，他認為這正是自己做的事情。但是，他做的方式，並不是阿倫特、雅斯貝爾斯、胡塞爾或者後來的大多數讀者所希望的。
《存在與時間》中至少包含了一個本應被用來對抗極權主義的偉大觀念。海德格爾寫道，此在容易被一種叫das Man——「常人」（the They）——的東西所擺布，這是一種非個人的實體，會奪走我們為自己而思考的自由。因此，想要真實地活著，就要抵抗或戰勝這種影響。但這並不容易，因為das Man非常模糊不清。這個Man在德語中的意思，不是英文里的man（那個man在德語里是der Mann），而是中性的抽象概念，有點兒像英文中用來泛指的ohey，比如「one doesn''t do that」（人不幹這事兒），或「they say it will all be over by Christmas」（人們說聖誕節之前，一切都會結束），所以，the They大概是目前最好的翻譯，只是它聽起來好像是在指某個「在那裡」的群體，與我無關。但事實上，在海德格爾看來，das Man就是我。它無所不在而又無處尋覓；它不是確切的事物，但我們每個人都是它。和存在一樣，它隨處可見，以至於到了視而不見的程度。可如果我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