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我們來見見現象學家。
薩特追隨著現象學去了柏林，但他其實可以在一個更靠近家鄉的小城市找到一個現象學家的核心聚集區：德國西南角上的弗萊堡，過了法國邊境線就是。
西面隔著萊茵河與法國遙望、東面有幽暗的黑森林遮蔽的弗萊堡，是一座有大約十萬人的大學城，當登山客與滑雪者去山裡度假——這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種時尚的消遣方式——路過此地時，人口就會激增。他們的釘靴、晒黑的膝蓋、鮮艷鑲邊的背帶褲，連同鑲滿圓盤的手杖（表明他們業已征服的路線），讓弗萊堡的街道熱鬧非凡。除了他們和學生，更傳統的弗萊堡居民，則生活在典雅的大學建築和一座高聳的教堂的環繞之下——教堂那些像蕾絲花邊般多孔的砂岩塔樓，在夕陽下煥發著玫瑰的色澤。再遠一點，城郊在群山環繞之中爬升，尤其是柴林根的北部聚居地，在那裡，許多大學教授有房子建在陡峭的街道上。
這是一座虔誠的天主教城市，也是一座知識之城，以神學院和大學為中心開展學習活動。現在，後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哲學中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團體：現象學家。起初，這意味著埃德蒙德·胡塞爾的一批追隨者。1916年，他成為弗萊堡大學的哲學教授後，帶了許多弟子和學生過來，並且招收了更多，因而，在他1928年正式退休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弗萊堡仍然是研究他的思想的一個中心。弗萊堡被一個學生授予了「現象學之城」的稱號，這位學生就是伊曼努爾·列維納斯，一個年輕聰穎的猶太裔立陶宛人，薩特後來會在巴黎買下他的書。列維納斯的人生軌跡，是諸多現象學皈信者中的典型。1928年，當他看到鎮上的某個人在閱讀一本胡塞爾的書時，他已在法國邊境外的斯特拉斯堡學習了一段時間哲學。因為好奇，他自己也讀了這本書，然後當即辦理了轉學，打算當面跟隨胡塞爾學習。這一舉動，徹底改變了他的思維方式。正如他寫道的那樣：「對於我在弗萊堡見到的那些年輕德國人來說，這種新的哲學不僅是一種新理論，更是一種全新的生活理想、歷史的嶄新一頁，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宗教。」
薩特本來也可以成為這個幫派的後期參與者。要是他去了弗萊堡，很可能會喜歡上徒步旅行和滑雪，並成為精瘦的山裡男人，而不是那個「瘦小的佛陀」——他說他變成這樣，是因為那一年都是靠著柏林啤酒和餃子過活。相反，他待在了首都的法國研究所里，一邊學習著艱難的德文術語，一邊閱讀現象學家的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胡塞爾的著作。就像他後來所說的，「以胡塞爾為代價」，他用那一年時間形成了自己的觀念，但他從未當面見過這位大師。胡塞爾很可能也從未聽說過他。也許這是最好的結果，因為他可能會對年輕的存在主義者看待他思想的方式印象平平。
如果我們能像列維納斯這樣的學生這麼做，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選了胡塞爾在弗萊堡的課，一開始也許會失望。因為他看起來和聽上去都不像一位大師，更別說是偉大哲學運動的奠基人了。胡塞爾沉默寡言，戴著金屬邊框眼鏡，外表柔弱。年輕時，他長著柔軟捲曲的金髮，不久便謝頂了，留下一顆圓圓的禿頭，下面則是一撇髭鬚和齊整的絡腮鬍。講話的時候，他會配上一絲不苟的手勢：一個曾經聽過胡塞爾講座的人說，這讓他想起一位「發瘋的鐘錶匠」。另一位見證者，哲學家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則注意到胡塞爾在概括每一個點時，「右手的手指來回在平攤的左手手掌上緩慢畫圈」——彷彿正在手掌上把他的觀念翻來翻去，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在現存的一段非常短的影像片段里，1936年的他已是一位老人，與女兒在花園裡散步，你可以看到他說話之時一直上下擺動他的手。胡塞爾知道自己有那種重複行為的強迫症傾向：他曾告訴人們，小時候，他收到一把摺疊刀做禮物後，很是開心，但卻忍不住磨它，結果把刀刃全磨沒了，只剩一個刀柄。「我在想，我的哲學是不是與這把刀並無二致。」他沉思道。
在童年時代，你絕對無法判斷他的才華將來會在哲學中展露出來。1859年4月8日，胡塞爾出生在摩拉維亞地區的普羅斯捷約夫城（對於像他一樣說德語的人來說叫「普羅斯涅茲」；這座城市現在在捷克共和國境內），他來自一個猶太人家庭，但年輕時改信路德宗。他在學生時代並不出眾。他曾經的一個同學告訴一位傳記作家：「年輕的胡塞爾常常一上課就睡著，我們必須要有人去推醒他才行。當老師叫到他時，他就睡意矇矓地站起來，打著哈欠，目瞪口呆。有一次，他打哈欠嘴張得太大，結果導致下顎脫臼了。」但這僅僅發生在胡塞爾不感興趣的科目上。那時候，他在喜歡的數學課上，注意力就比較集中，後來去萊比錫大學深造，學習數學。不過，在一個摩拉維亞的老鄉同學托馬斯·馬薩里克（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首任總統）的勸說下，胡塞爾和他一起去維也納大學，跟隨極富魅力的哲學老師弗朗茲·布倫塔諾學習。從1884年開始，他在維也納待了兩年時間，並被布倫塔諾所折服，決心獻身於哲學。自那時之後，幹活兒時睡覺這種事，便一去不復返了。
布倫塔諾是能夠創造這類奇蹟的那種老師。他以前是一名受過亞里士多德哲學訓練的牧師，但因質疑教廷新的「教皇無誤論」教條（在他看來站不住腳）而失去了自己的教師工作後，他便辭掉牧師的職位。失業的布倫塔諾花了一年時間環遊歐洲，學習不同的思想觀念，包括那些來自實驗心理學的觀點，並且斷定，傳統哲學需要這些資源為其注入新的活力。之後，他開始在比較開明的維也納大學再次執教。在那裡，他鼓勵學生在講究方法的同時，打破傳統，批評過去的偉大哲學家，學會獨立思考。正是這套組合方法，激勵了胡塞爾。在布倫塔諾新思想的武裝下，他開始著手自己的哲學研究。
隨之而來的，是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歲月，在這段日子裡，胡塞爾慢慢發展著自己那份編外無薪的大學講師的職業生涯，靠學生自由繳納的學費為生——這是在德國步入學術人生的常見途徑。而且很快，他便有了一個家庭要養活：迎娶了另一位改信基督新教的猶太人同鄉馬爾文娜·施坦因施奈德，然後生了三個孩子。而與此同時，他仍然抽時間出版了越來越多開拓性的哲學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900——1901年出版的《邏輯研究》（ ）和1913年出版的《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 ）。這些作品讓他一舉成名：他得到了哥廷根大學的有償教職，之後，最終拿到了弗萊堡大學的哲學教席，並且將在弗萊堡度過他的餘生。
胡塞爾抵達弗萊堡的時間是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打到一半，對他的家庭而言，這是糟糕的一年。胡塞爾三個業已成年的孩子全都參加了戰爭：女兒愛莉（Elli）在戰地醫院工作，而兩個兒子則在前線作戰。長子吉爾哈特（Gerhart）嚴重負傷，但活了下來。幼子沃夫岡（Wolfgang）於1916年3月8日在凡爾登陣亡，年僅二十歲。本就有抑鬱傾向的胡塞爾，陷入了人生中最絕望的一段時期。
通常，他會通過瘋狂地工作來讓自己擺脫抑鬱，有時候僅僅在幾個禮拜中就寫出了影響重大的論文。但這一次卻很難熬。好在弗萊堡有很多事來轉移他的注意力。除了寫作和教書外，他現在還管理著一幫弟子：這些人組建了一個可以說是胡塞爾思想研究室的小集體。你可能會想像一批穿白衣服的現象學家坐在長凳上修修補補，但實際上，他們的工作基本上採用的是寫作、教書和進行個人研究項目的形式。他們編輯了一本年鑒，並在其中發表現象學的文稿，還教授初級的大學課程——「現象學學前班」，其中一位重要助手伊迪絲·施坦因曾如此稱呼它。胡塞爾要求施坦因和其餘同事對工作的極度投入，讓她頗為驚訝。她曾跟一個朋友略帶誇張地開玩笑說：「在結婚前，我會一直留在他身邊；想結婚的話，我可能只會接受一個同樣願意成為他助手的男人，我的孩子也得這麼做。」
胡塞爾對他最好的追隨者頗有佔有慾也是情非得已，因為只有幾個人——施坦因位列其中——掌握了閱讀他手稿的技巧。他採用改編自加比斯伯格體系這種常見的速記方式的速記法，以獨特的筆跡近乎瘋狂地填滿了幾千頁紙。儘管他做事方法嚴謹，但在手稿方面，他卻不甚有條理。他會把舊課題像刮掉的鬍子一樣丟到一邊，轉而去開啟新的研究課題（同樣也完不成）。他的助手儘力謄寫他的草稿，並梳理出他的論點，但是，每一次他們交迴文檔讓他修改時，他都會把它當作新作品一樣重改一邊。他總是想要把他的思想帶到某些更費解和困難的領域：某些尚未探索的領域。他的學生（也是後來的譯者）多瑞恩·卡爾恩斯（Dorion s）回憶道，胡塞爾說，在任何時候，他的目標都是研究任何讓他感到「最苦惱和不確定」的主題——那些給他帶來了最多的焦慮和自我懷疑的主題。
胡塞爾的哲學成了一門令人筋疲力盡卻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