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三個人喝著杏子雞尾酒，很多人徹夜長談自由，
而更多的人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我們還想弄明白存在主義到底是什麼。
有人說，存在主義不太像哲學，倒是更像一種情緒，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傷痛小說家那兒，進而可以追溯到懼怕無限空間之寂靜的布萊茲·帕斯卡，然後可以追溯到探索靈魂的聖奧古斯丁，追溯到《舊約》里乏味的《傳道書》，以及那個膽敢質疑上帝同他玩的遊戲，但最終在威逼之下只能就範的約伯。簡言之，可以追溯到每一個曾對任何事感到過不滿、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
但是，我們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將現代存在主義的誕生時間精確到1932年與1933年之交的某一時刻，其時，三個年輕的哲學家正坐在蒙帕納斯大道上的「煤氣燈」酒吧里，一邊談天說地，一邊喝著店裡的招牌特飲杏子雞尾酒。
後來詳細講述了整個故事的人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時二十五歲左右的她，喜歡透過優雅而內雙的眼睛近距離地觀察世界。她正和男朋友讓-保羅·薩特在一起。薩特時年二十七歲，佝僂著背，嘴唇像石斑魚一樣下翻，面頰凹陷，耳朵突出，雙眼望著不同的方向，因為他幾乎失明的右眼嚴重散光，時常會向外遊離。與他交談時，你一不留神就會覺得不知所措，但如果你逼著自己注視他的左眼，就會發現一個溫暖、智慧的眼神正在回望著你：這個男人對你告訴他的每一件事，都感興趣。
薩特和波伏娃的興趣這時上來了，因為同坐一桌的男人有消息要告訴他倆。這個人是薩特在校時的老朋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研究生同學，溫文爾雅的雷蒙·阿隆。和他們倆一樣，阿隆正在巴黎度冬假。不過，薩特和波伏娃是在法國教書——薩特在勒阿弗爾，波伏娃在魯昂——而阿隆卻是在柏林做研究。他正要告訴兩位朋友的是，他在德國發現了一門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學：「現象學」（phenomenology）——這個單詞在英語和法語中皆是冗長而雅緻，本身就是一行三步抑揚格詩句。
阿隆也許講了些類似這樣的話：傳統的哲學家常常從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論出發，但是德國的現象學家，卻直接研究起了他們時刻正在經歷的生活。他們把自柏拉圖起就維繫哲學發展的那些東西，也就是諸如「事物是否真實」或者「我們如何確定地知道某事」一類的謎團，擱置在一邊，然後指出，任何問出這些問題的哲學家，本身就已經被拋入了一個充滿事物的世界——或者說，至少是一個充滿事物外觀，也就是「現象」（phenomena，出自希臘語，意為「出現的事物」）的世界。所以，為什麼不忽略其他，專註於和現象的相遇呢？那些古老的謎團不必永遠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暫時先用括弧括起來，好讓哲學家去處理那些更為實際的問題。
現象學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爾，提出了一個振奮的口號：「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意思是別在事物不斷累加的詮釋上浪費時間了，尤其是別浪費時間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實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觀察把自己呈現在你面前的「這個東西」，且不管「這個東西」可能是什麼，然後儘可能精確地把它描述出來。另一個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爾，補充了一個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縱觀歷史，所有哲學家都把時間浪費在了次要問題上，而忘記去問那個最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某物存在的意思是什麼？你是你自己意味著什麼？海德格爾堅稱，要是你不問這些，你就什麼也得不到。他一再推薦現象學方法：無須理會智識的雜亂，只要關注事物，讓事物向你揭示自身即可。
阿隆對薩特說：「你看，mo camrade」——「我的小同志」，這是自學生時代起阿隆對薩特的昵稱——「如果你是一個現象學家，你可以談論這杯雞尾酒，然後從中研究出哲學來！」
波伏娃寫道，薩特聽到這話後，面色唰地白了。她的描述有些誇張，彷彿是在暗示他倆從未聽說過現象學，但實際上，他們都已經試著讀過一些海德格爾。1931年，海德格爾的演講《形而上學是什麼？》（ ）的譯文，就曾與薩特早期的一篇論文一起出現在某期《道岔》（ ）雜誌里。但是，波伏娃寫道：「因為我們一個字都不理解，所以也看不出現象學有什麼好。」但現在，他們注意到它的好了：這是一種把哲學與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結起來研究哲學的方式。
他們早已準備好迎接哲學的新開端了。在中學和大學，薩特、波伏娃和阿隆都受夠了刻板的法國哲學課程，有關知識的問題以及沒完沒了地重新詮釋康德著作支配了一切。知識論的問題互相交疊在一起，就像萬花筒在一圈圈地旋轉後，總是又回到原點：我想我知道某事，但我怎麼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麼？這種思考費勁而又無用，儘管這三位學生在考試中獲得了高分，但都不滿於此，尤以薩特為甚。畢業後，他透露說自己正在發展一種新的「破壞性的哲學」，但是對這種哲學會採取什麼形式卻又含糊其辭——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自己也不怎麼清楚。他當時才剛發展出一種朦朧的反叛思想，但看起來，現在已經有人早他一步到達了目的地。如果說薩特聽到了阿隆有關現象學的消息後面色發白，那麼究其原因，可能一半來自惱怒，一半源於興奮。
反正，薩特從沒忘記那一刻，在四十年後的一次採訪中，他評論道：「我可以告訴你，我好像當頭挨了一棒。」現在，終於出現了一種真正的哲學。按照波伏娃的說法，他衝到最近的書店，然後說：「給我這裡每一本論現象學的書，現在就要！」店家拿出了一本小書，胡塞爾的學生伊曼努爾·列維納斯寫的《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直覺理論》（ ）。列維納斯這本書還是未裁開的毛邊本，但薩特等不及拿裁紙刀，直接用手撕開書頁，邊走邊讀。那一刻的他可能變成了濟慈，那個初讀查普曼翻譯的荷馬作品時的濟慈：
那時我覺得彷彿某位觀象家，
當一顆新行星游入他的視野；
或如堅毅的科爾特斯用鷹之眼
凝視著太平洋——而他的同伴
懷抱一份狂熱的猜測彼此相望——
沉默，在達利安山巔。
薩特沒有鷹的眼睛，也從不善於沉默，但無疑他心裡滿是猜測。看到了薩特的熱情後，阿隆建議他在當年秋天時來柏林的法國研究所學習，就像他自己那樣。薩特可以去學德語，讀現象學家的原版論著，並就近吸收他們的哲學能量。
隨著納粹剛剛掌權，1933年並不是搬去德國的好年份。但對於想改變生活方向的薩特來講，卻正是好時候。他厭倦了教書，厭倦了在大學所學的一切，厭倦了尚未成為自己從小就期望的天才作家這一現狀。如果要寫他想寫的東西——小說、散文，一切——他知道首先必須去冒險。他曾想像去君士坦丁堡跟碼頭工人一起勞動，去阿托斯山同僧侶一起冥想、修行，去印度隨賤民一起躲藏，去紐芬蘭島的海岸和漁民一起抵抗風暴。不過，眼下不在勒阿弗爾教學生，也可以稱得上是冒險了。
薩特做了一些安排，夏天過後，他抵達柏林，開始學習。年末返回法國的時候，他帶回了一種融合之後的新哲學：德國現象學的方法，結合著更早之前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以及其他思想，又裝點了一味獨特的法國調料——他自己的文學感染力。他以一種現象學創立者未曾想見的但卻更讓人興奮和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人們的生活之中，創建了一種兼具國際影響和巴黎風味的新哲學：現代存在主義。
薩特哲學創造的絕妙之處在於，他的確把現象學轉化為了一種杏子雞尾酒（及其侍者）的哲學，但同時，也是期望、倦怠、憂慮、興奮的哲學，是山間的漫步，是對深愛之人的激情，是來自不喜歡之人的厭惡，是巴黎的花園，是勒阿弗爾深秋時的大海，是坐在塞得過滿的坐墊上的感受，是女人躺下時乳房往身體里陷的樣子，是拳擊比賽、電影、爵士樂或者瞥見兩個陌生人在路燈下見面時的那種刺激。他在眩暈、窺視、羞恥、虐待、革命、音樂和做愛中——大量地做愛——創造出了一門哲學。
與此前用謹慎的主張和論點來寫作的哲學家不同，薩特會像小說家一樣寫作——用不著驚訝，因為他自己就是小說家。在他的小說、短篇故事和劇本以及哲學論著里，他寫下了關於世界的身體感受和人類生活的結構與情緒。不過，他寫作中最重要的內容，是一個十分宏大的主題：獲得自由意味著什麼。
自由，在薩特看來，位於人類所有經驗的中心，正是這一點，才把人類與其他事物區分開來。其他事物只能在某處待著，聽憑擺布。薩特相信，就連人之外的動物，大多數時候也只是在聽從塑造了它們那個物種的本能和習性行事。但作為一個人，我根本沒有預先被決定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