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從西安開來、途經永濟的火車上時，我就立下宏願：有朝一日，一定不能忘記來看看伍姓湖的陳大琪。這麼多年的世態炎涼，人的行為準則，不落井下石，已然算是一個不低的標準了，一個勞改幹部，能給我化冰送暖雪中送炭，一反當時做人的時尚標準，這本身就是一首苦難生活中的神話詩（1997年，21個年頭過去，我也沒有忘記我臨行時的心愿。於這年的秋天，我重訪了曲沃和伍姓湖的勞改故地，並特意去看望陳大琪。場長告訴我他已退休，因病在外地住院，留下了我的遺憾。但我在當年他讓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旁，我把那口水井，視若為他的化身，回京後寫下《回訪一口井》，以抒發自己對陳大琪舊情的眷戀）。
在臨汾的日子，是我文學井噴前的涌動期。除了鄭懷禮對我不斷的鞭策與鼓勵外，友人劉紹棠也為此而雀躍不已。他來信中寫到：
維熙。
你終於走出來了，這是你人生一次大的轉折。
好在那些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們，已被歷史釘在了恥辱柱上；你正在這個時刻走出大牆，似乎預示著另一個生命春天的開始。我是這麼認為的，願你更能堅信這一點。臨汾為古之堯都，爾今又出此賢達之士，實為難得之舉。調你去他們的文聯工作，不僅說明他們的眼力，更表明中國知能善任的伯樂，骨頭很硬並且是殺不絕的。
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從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看，苦難出真知；若將這種真知變成為文學，就是人類的財富。維熙，你有了這種條件——儘管當初你我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並非自願地去接受這種懲罰。付出的越多，收穫也會越大，這是個定理，這是我為你高興的原因。
近來中央有小道消息傳出，耀邦有可能出任組織部長。如此消息屬實，當為我們這批五七年人的幸事。臨汾未必是你最後一站，回到北京文苑也並非沒有可能；當然，阻力還相當強大，但是中國的「文革」之苦，已使黨內一些有識之士猛醒。依我個人的拙見，中國歷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候，即將到來。為此，你在這段時間，一定要寫出些好作品來——我們這些五七年的文化人，首先挑起歷史新時期的文學重任，是定而無疑的。
有回北京的時機了，我等著你。在山西如能見到馬烽、西戌、孫謙、胡正等，請替我問候！
這是我來山西之後，他的第一次署名來信。其中不僅有對我友情的期望，也表露出紹棠在當時的敏銳政治嗅覺。我曾把這封信拿給懷禮一讀，這個身著布衣布鞋的老革命，讀罷信後驚呼：真才子之手筆也！你回信時，一定替我問候紹棠，並向他致以一個老西子的敬禮。
我當真按著他的叮囑做了。之所以我對懷禮如此信任，不僅僅由於是他把我調到臨汾來的。我更為看重的是他的一身風骨。在我第一次奉召來臨汾，他請我喝「竹葉青」時，因為他酒喝得多了一點，當著我的面就口無遮攔地大罵江青，我當時不敢有任何表示。他先把江比作為武則天，但是又說她沒有武則天的才——戲子，禍水……一連串的貶義詞，從他嘴中吐出。雖然這些話都說到我的心縫中去了，但我一個剛剛來到「大觀園」里的「二勞改」，是無法對此表態的。
第二件使我對長者懷禮肅然起敬的，是他辦公室里掛著的那幅漫畫。那畫出自誰人之筆，我已然記不清了，但是那幅漫畫之內容，足以使我牢記一生。畫面上畫的是武大郎開店的肖像，旁邊詮注著中國古代的一句民間諺語：武大郎開店——比我高的別進來。他的辦公室光線很暗，我是多次走進他的辦公室之後，才偶然發現的。他見我認真地看那幅畫，便哈哈大笑地對我說道：「我鄭懷禮雖然無才，可是咱知道挖掘人才；這幅畫掛在這裡，就是時刻提醒咱不能擋別人的道。你就算是我請進店裡來的一個！劉紹棠給你的信中寫了，你還有可能重回京城文壇，你什麼時候走，我們一定像熱烈迎接你來一樣，熱情地歡送你走！」
文聯其他的同志，也都對我沒有歧視的目光。無論是戲劇組的劉浩、姚金玉、牛家義；還是美術組的寧集賢、尹向前、李文龍、王鷹；抑或是小說組的謝俊傑（他是文聯副主席）；以及行政人員范篤義、關興元、郭琳等。這種沒有歧視的關懷，對我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我神經的蘇醒，恢複我文學上的自信。記得，那年的冬天，鄭老給我一個創作任務，要我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際，拿出一首長詩來。當然，他首先徵求了我的意見，是不是願意悼念周總理——我很快答應了下來，於當年11月尾寫完了《一月的哀思》，詩長二百多行，發表於省文學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鄭老並於該年的1月8日，將此長詩用墨筆書寫，張貼於臨汾地委大院門前。可以想像，在那個還強調集體創作的年代，我這個剛剛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詩作前署上個人的名字——此長詩便以臨汾地區文聯集體創作的名義，出現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應該說，那是一次自我檢驗，檢驗我文學的細胞是不是還在活著。試驗的結果還算及格，因為我過去是寫小說的，寫詩等於是趕鴨子上架。鄭老對此喜形於色，因為從山西作家反饋回來的信息，多是讚美之聲。我怕其中藏有水分，便把詩寄往當時的《光明日報》副刊，以求得進一步的驗證。不久，我收到了報紙副刊的一封來信，言及此詩寄來的太晚了，已過了總理的祭日；如果早寄半個月，他們將與詩人李瑛懷念總理的詩一起發表。我有意沒有寫上我的名字，其目的也是想考察我的靈肉中，是否還具備真正的文學基因。準確他說，這首詩是我結束勞役生活之後的第一篇問世之作。它多多少少給了我一些自信：我的文學生命還活著，蘊藏於內心深處的激情，還沒有被驛路風雪冷凍成冰砣。
之後，我與謝俊傑一起，走訪了山西大同煤礦的一支「娘子軍採煤隊」。由於我在勞改煤礦生活過4年光景，對井下勞動生活了如指掌；不久，在1978年八月號的《上海文學》上，我以真名首次亮相發表了小說《女瓦斯員》——讀者知道了告別文壇21年的我，並沒有死去，編輯部轉來大約有十多封讀者來信。同時該刊主編趙自和唐鐵海，給我寫來問候的信件，他倆表示了對我死而後生的祝賀（可惜當時自己並沒著重這些來信，沒有加以保留；不然選摘兩封在此文中，當會別有韻味）。
這時，《大牆下的紅玉蘭》已然在懷胎之中。借著山西省作協讓我和謝俊傑到西安電影製片廠寫煤礦電影劇本之際，我構思已久的《大牆下的紅玉蘭》脫稿了。這部中篇約有6萬字，因其涉及了毛澤東是人還是神的問題，關心我的謝俊傑讀過之後，苦口婆心地勸告我，無論如何不要拿出去發表。因為當時「兩個凡是」還在盤踞著中國的思想陣地，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要發表這樣的作品，在當時顯然是風險極大的。但是，我幾經思想鬥爭，出於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前途的認知，還是在告別西安時的火車站郵局，將其擲進了信筒——稿件的寄往地點是上海《收穫》編輯部。半個月後，我收到了《收穫》的複信，他們將在1979年二月號，以頭題的位置發表此作。同時，我開始了另一部中篇小說的寫作，那就是後來在1979年之春與《大牆下的紅玉蘭》先後問世於《十月）的《第十個彈孔》。當時劉心武與張仲鍔在《十月）任編輯，他倆去我的北京住家找我，我當時身在臨汾；他倆便給我留下一封約稿信，我的第二部中篇就交給了《十月》。
當然，今天回眸這些作品，我自己已然為之面紅耳赤——但在當時，它們卻是驅趕陰霾的驚雷之作。《收穫》為此洛陽紙貴，當期刊物加印到幾十萬冊之多；西影拍來加急電報，讓我馬上赴西安將《彈孔》改編為電影。這是在冷暖交替時節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我承受了解禁之後的最大壓力——某省公安廳勞改局，稱《大牆下的紅玉蘭》為「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黨小說；在上書給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稱呼我的名字，卻稱之為「從犯」—— 多虧了此時「兩個凡是」，被鄧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們批倒；不然我第二次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悲劇，不是沒有可能發生。記得，當時《文藝報》連續兩期，發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後又發表讀者來信的綜合材料），對小說進行了肯定的評說，才算把我從壓力中解脫了出來。
那是我最最難忘的一段日子。當時我之所以有勇氣寫勞改營的作品，除了生活的賦予之外，對我直接產生影響的因素有二：一、在臨汾市圖書館裡，我第一次讀到一個美國記者寫下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那是對我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三卷著作。我在讀此書時，發現了我們的國家——特別是在「文革」時期，與二戰前的希特勒狂熱地煽情於暴政，有著若干的相似之處。這是在理性上給我的最大刺激；二、在於我的人性的全面復歸：在西影有一次與導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斷藍橋），其實這部影片，我在少年時期曾經看過，並沒有引起我感情上的多大反應；但是歷經了20年苦難生活的我，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