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薄薄的幾片艷紙、在那間屬於我的窯洞里，開始了我17年後的筆耕的。首先湧進我的創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團河農場勞改時；那兩隻被異化了的白天鵝。當時在我們的園藝大隊隊部，有兩隻被勞改幹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鵝。
它的故鄉在東北的興凱湖。那兒勞改農場的頭頭，不遠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團河。天鵝本是鳥類中最為溫馴的動物。早年我當記者在北大荒採訪時，當地的老獵人告訴我，它不僅僅天性柔順，而且絕無其他鳥類互相格鬥的惡習。但是在勞改隊的這兩隻天鵝，在勞改幹部的調教和勞改人員的挑逗下，漸漸失去了它們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麼養成區分兩種人員的本領的——我們勞改成員，偶爾去大隊部辦事時，那兩隻美神便立刻變成了凶神，扑打著飛不起來的雙翅，主動向我們發起進攻。這件事兒，對我的刺激極大，那美神何以會變成了一隻長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義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鵝，由南方北去。當它們飛到同類窩居的上空時，便纏綿悱惻不忍離去。當時中國還沒有愛護鳥類的意識，一位農場場長，開槍射落了其中的一隻，按著人們的一般思維模式，把受了傷的那隻天鵝，放到它的同類中去豢養，一定能把它馴化成地上的地鵝。誰知，事與願違。第一，那兩隻早已異化的同類，對這個外來的天鵝成員並不友好，它們把它視若異類；第二，那隻天上的美神，拒絕接受進食，直到絕食餓死。由這兩隻白天鵝，我聯想起昔日北京大學西語系講師黃繼忠，他在被劃為右派後，因老婆離婚幾個孩子沒有收養人，黃只好將其帶進了勞改隊——那可憐的孩子，也像那兩隻白天鵝一樣，經受著環境造成的另一種異化——我便將那幾個娃兒，濃縮成為一個，並與白天鵝寫在了一起。這就是後來在80年代獲全國中篇小說獎的《遠去的白帆》最早的雛形（小說問世後，當時已是北大西語系系主任的黃繼忠，曾先後給我來過兩封信，表示他對一個中國作家勇氣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為這篇東西，先後經《人民文學）和《十月）兩大刊物的審讀，都因其政治內涵而未能披露。後來巴金及其女兒李小林路過北京，拿到《收穫）上發表了）。
若不是當時發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說，就在窯洞中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說寫作中斷了，因為這個自然災害太刺激人的中樞神經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國人，把視線的焦點立刻轉移到了中國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記得在唐山大地震後的第三天，陳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辦公室，面色嚴肅地對我交代了一項緊急任務：山西發下來通知，每個單位都要有專人負責關注震情發展。我們的中隊院外，有一圓口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況，並每天作出記錄，向中隊彙報。
伍姓湖學大寨學得幹了底兒，但是那口井的水，卻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勞改成員們還沒起炕時，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邊伏下身子，把井水離井口的高度記錄在案；晚上，我手拿著一隻電筒，再重複一遍早上乾的工作。量完之後，我要到陳大琪屋子裡去當面報告水情。有一天，他忽然讓我在屋內坐下，並關上了屋門對我說：「你看，是不是要發生地震？」
我說：「水位沒有什麼變化，我看不出有這種跡象。」
他在屋子裡轉來轉去，好像並沒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說……是說……別的地震！」他轉了又轉以後，終於道出了他的擔憂。
我最初以為他說的是別的地方要發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飽含著驚恐的樣子，我立刻意識到了這是一句隱語——它一語雙關，隨便別人作出什麼解釋。當時正是「四人幫」登基奪權到了急不可耐的時刻，這句話的政治含量，顯然是超常沉重的。我驚愕地低下頭來，一方面對陳大琪憂國憂民的心腸，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錯誤地領會了他話中的意思，回答他的話時出什麼問題。思索再三，我說：「地火岩漿形成氣候，別的……別的……地震，也可能發生。」
說完這句話，我不敢再在屋內多留，匆匆走出他的辦公室。待回到窯洞內，平靜一下狂亂的心情之後，我感悟到陳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沒有水了、那口井卻深不可測。我對他說的地火岩漿，是指這年的4月5日，蔓延於全國追念周恩來的熾熱民情而言的；儘管它立刻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但是全國百姓沒有人會接受這一結論。至於陳大琪是根據什麼情況，預感到了有可能發生「另一種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說到的「別的地震」，絕對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個年代，不要說敢於把那種話說出口；就是敢想想，也算是難能可貴了——這就是在我最後一個驛站，所遇到的陳大琪。但是由於國家雪上加霜之災，也給我帶來了更大的不安，在這種形勢下，我的個人問題，怕是無法解決了；試想誰能冒著風險，在這亂絲無頭的政治氣氛中，為我離開勞改隊的問題而奔走呢？即使是有人為之奔走，又有哪個文化單位敢於收留我這個賤民呢？這是我在發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後的真實心跡，而在真實的心跡中，令我最為動情的是陳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無法用米尺加以丈量的！
之後，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當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來自臨汾地區文聯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區文聯主席鄭懷禮。他約我在9月上旬，親去臨汾一趟；往返路費，他們負責報銷。對於我來說，這無異於一聲驚雷——這是什麼時候，怎麼真的有人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勞改農場的人相見。我把信拿給陳大琪看過，他非常高興他說：
「你去吧，這是大好事。」
我說：「人家只說是見見面，並沒說別的話。」
「你怎這樣麻木，他寫這封信來，至少要經過臨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幾行字，這是一路綠燈的表示。勞改局雖然還沒有下文通知農場，這是遲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費不夠先從我這兒拿。」
「我有路費。但是我還是覺得這事來得不適時令。」
「你來山西七八年了，你沒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幹的精神嗎？」
大概是在我臨行之前的前兩天，陳大琪來窯洞找我。他告訴我，農場已經接到了省局的指示，放我出籠。至此我心上懸著的石頭，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臨汾那天，我洗了個澡，又換上了一身乾淨衣裳，在同類的祝福聲中，到永濟登上了北去的火車——在車過曲沃的時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愴往事。此一時，彼一時，昔日被戴上手銬的我，此時要走向新的生活了。
是夢？
非夢！
在臨汾，鄭懷禮在臨汾賓館接待的我。當我走在大理石鋪就的地面上時，真有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的感覺。當天，鄭老請我喝的是竹葉青酒，他光頭赤臉，腳上穿著一雙布鞋，一副十足的老農模樣——但是他已經在文聯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黨員。飯後，他帶我去見了臨汾地委宣傳部長郭璞。郭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來吧，我們臨汾需要你。當然，現在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點『捨得一身剮』的勁頭。調你來臨汾工作，是我最後簽的字。中國的建設需要人才——就這。只是不知道你還有什麼要求沒有？」
我能有什麼要求呢，一個勞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夠重新拿起筆來，已然是「天方夜譚」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農場以後，我就開始了走向新生活的準備工作。那些天，我經常去陳大琪的辦公室里閑坐；由於我的離開，已經成了定局，便少了過去談話中的一些隱語。他說他在勞改工作崗位上，已經工作了許多年了，但是能夠離開勞改系統的勞改人員，我還是第一個，因而要我一定珍惜這次的調動——沒有山西老作家們對我才能的器重，就沒有可能離開這裡。
我對他一年多來的關照，再一次真誠地表示了謝意。
人世間沒有不透風的牆，我要離開勞改隊的消息不脛而走。我不等昔日的朋友們來看我，便主動地去到其他分場看望了他們。但是我心中最大的願望，是去看看黃河。來伍姓湖時，只是坐在火車上眺望黃河，此時此刻我想坐在她的身旁，聽一聽她的濤語，看一看她的浪花。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我借了一輛自行車，先騎車到幾十里地之外的浦州中學，去探望我別離了數年的姑姑。然後在歸途上，我一路南下騎車到了黃河之濱的風陵渡。
可能是夏季汛期剛剛過去之故，黃河之水比我冬日過黃河的時候，流量要大一些；但是對比「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年代，仍然令人神傷。坐在河坡上，我看著那滾滾東流的濁浪，記起了「文革」早期發生在這兒的一個故事：一輛從山西北方開往這兒的長途汽車，當車快要開到終點站的時候，司機突然停下車來，向全體旅客問道：
「誰是『黑五類』，給我站起來！」
當時乘客都以為這是造反派要盤查身份了。幾個出身不好的乘客，趕忙站了起來——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