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1974年夏大的驕陽，天上那一輪火球，不僅給自然界的萬物以生機，還給了我生命的原色。那一年的春天，我的臉上還留有青一塊、紫一塊的燒傷烙痕；夏日的炎陽一照，我的面部完全恢複了原來的膚色。眉毛長出來了，頭上又是一頭黑白間雜的頭髮了。在春天參加勞動時，化工車間的同號，還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夏，我又是一個男子漢了。
截止到該年，我在勞改生涯中，已經經受過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區開山時，我差一點兒成為獨眼龍；在礦山並下挖煤時，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的煤塊塌落事，都因我命大而倖免；最後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圍，我又從死神的懷抱中逃了出來。好友姜葆琛學過《易經》，他說人的一生，都有兩次以上的劫難；能大難三次而不倒者，當真會有後福。你算是受過四次大劫了，當然晚年福緣更厚。」
我笑笑說：「這麼說，你也該屬於有後福之人，你受得折磨也不少。比如在雲南……」 「所謂劫難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斷了我的話說，「我的出逃差點送命，是咎由自取；這與外力形成的災難，不能同日而語。」
「你可以當個算命先生了。」我開他的玩笑說，「我想聽聽你對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還是先談你。」他煞有其事他說，「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聯的來信，把內容跟我說說。」
「你的戲法漏了餡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給我來了信，我聽張滬說過了，那信寄到了化工車間，是你收轉給她的。」儘管我知道，葆琛君是憑藉著他的聰明，在我的所謂命相問題上胡說八道；但是我還是把兩封來信的內容，一塊兒告訴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賴的朋友。
他聽得十分認真，並時不時提出他沒聽懂的問題。之後，他沉默了好半天，對我表示祝賀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驚動了山西文藝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歸位當不會久遠。」
我倆當天是在他的設計室聊天的，室內只有他和我兩個人，因而說起話來百無禁忌。我笑笑說：「行，假的我也當真的聽。那麼你說說你自己的命相，讓我長點見識。」
他的臉色頓時沉鬱下來。本來他的臉就瘦削，再消失了剛才的歡快神色，病態的蒼白立刻爬滿了他的整個面部。我甚至於有點後悔跟他開這樣的玩笑，但是話已出口，此時已無法收回。在他沒有做出反應之際，我站起身來說：「葆琛，我回去還要擀麵條兒去呢，咱倆改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來，攔著我說：「你別走，我談談我。人總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劫難還沒有到頭。說了你別害怕，我有著血光之災。被殺頭？看起來是不會了！我的風濕性心臟病，早早晚晚是會開膛破肚動大手術的——怕是我難過那一關。」
我忙安慰他說：「西雙版納你都闖蕩過來了，上帝還能把你怎麼樣？」
「上帝分配健康與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會走在你的前邊。」他說，「你記住，要是那一天到來的時候，看在我們患難之交的份上，你到我的墳頭前常來轉轉。還記得茶淀的墳場嗎，埋死人的地方是大蘆花盪；這兒也不會比那兒強到哪兒去。要是墳前的木牌牌倒了，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著黃土少了，你給上邊加點土——省得黃鼠狼之類的野物，把我的屍骨給吃了……」
他說得很認真，雖然我想沖淡一下這種憂傷的氣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適的語言。我之所以把葆琛的話，記得如此清楚，實因後來他對他自己的命運分析，大體貼近事實——當然，他沒有死在勞改隊，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後。說來也巧，他在平反之後的80年代，就與我在北京的團結湖為鄰，他的工作單位在輕工業部設計院，我工作在北京作協和全國作協；由於昔日患難的友情極為深厚，往來頗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終於因心臟病兩次開膛破腹，病故於協和醫院。當年他僅僅58歲。十分巧合的是，他與我的母親葬於同一公墓之內，因而每年清明，我去為母親掃墓時，必去葆琛的墓前獻花——這是他在勞改隊時就說過了的事，我牢牢記於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預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傾吐憂傷之情不久，山西作協的杏綿大姐，便又有書信飛來。她說，作協評論家李國濤，與勞改局的頭面人物有些往來，近幾天內將去詢及有關這方面的政策問題。信中叫我不要懷有希望，但他們是會為此事儘力的—— 因為各地文聯，都需要有創作實力的人才云云。當時，全場全力以赴地籌辦化工生產的機器設備，我每天加班加點地干著除銹工作（因其設備大都是從其他化工廠運來的陳舊機器），化工車間的未來人員，每人手持一把鐵鎚，擊落著管道上的斑斑銹跡，因而叮叮噹噹震耳欲聾的聲響，從早上響到大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煩的活兒，只是我在那一段日子裡，由於在絕望中看到一點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雜音交響樂」於不聞。
我浸沉在我反芻生活的快樂之中——十幾年內多少生活場景，像畫面一樣從我眼前流過。當然其中多是悲愴的樂章，但是回憶悲愴既是一種精神折磨，也是一種精神享受；因為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囂世界於一片肅穆之中。我想的問題很多很多，從自身的囚徒生涯聯想到中國曆朝歷代，對於文人的流放——歷史還是進步了不少，當今的勞役犯臉上不再刺字，雖然還有歷史遺留下來的株連，但沒有昔日的滿門抄斬，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這個大辛莊農場的生靈，則不會存在至今——那麼，誰去大輪窯燒磚？誰去張家口學習化工？誰去生產機器零件？誰去設計化工車間的廠房？在叮叮噹噹的擊打聲中，我的思緒又從中國飛出了國界，想那沙俄時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場上之後，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嗎……我自知這是一種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為只有找到這個法寶，才能有一點點自我安慰。
但是，我的阿Q平衡法，也有出現失靈的時候。那就是當我的思想坐標，移位到當今世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國的阿波羅號宇宙飛船，已經飛上了月球（偶然在報紙上見到），便立刻覺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顏色——始自建國後的五七年人斗人的開始，已經有十幾個年頭了；「文革」後停產鬧革命，全國都進入人斗人的黑網之中。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開始了探索宇宙，我們卻津津有味，沒完沒了地鬥來鬥去，不知何時何日方能休止。我們的中華民族，將來在地球上將如何生存？
不管想東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聾的除銹錘聲之故；但是那種喧囂的音樂，沒有能聽多久，不知從哪兒又吹來一股風，我們這些「雙料貨」，奉命遷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張家口學習化工，燒焦了頭髮和眉毛，等於是玩鬧一場——我們帶家屬的全部調往晉南的伍姓湖勞改農場。這是一次十分蹊蹺的調動，可能農場出於甩包袱之故（帶家屬的有的生了第二代，生活上難於管理），我們於七五年早春，從長治登上火車，繞道河南鄭州；途經陝西跨過黃河，拐到晉南。記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說其有趣，實因其沒有任何一個勞改幹部押送。我們身著厚厚的冬裝，背著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換車，與乘車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於對我們的調動十分突然，我們又都住在場外的小村裡，因而無法與眾多友好話別。但是臨上火車的前夕，姜葆琛還是跑到我和張滬住的小屋中來。他說，人挪窩活，樹挪窩死。我們離開這青煙繚繞的化工廠是個喜事，他恨不得跟著我們一塊兒走呢！但是人的命，天註定，他想走沒有路條，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們與他也很惜別。來大辛庄後，他是與我們來往最多的朋友。
「這回，你們也可以見到黃河了。」他說，「我往南逃的時候，過的是鄭州黃河橋，你們要過的是山西與陝西交界的風陵渡黃河橋。好好看上兩眼中國的祖母河吧，她會賜給你們好運氣的。」
我心裡挺難過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黃河，還是在清華大學水利系時的幽靈沒死。逃跑時他看見黃河就落淚，此時此刻我們即將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沒有死的幽靈，又出來顯聖了 ——因而我對他的生命獨自，無言以答。張滬忙著收拾雜什，顧不上跟他多說什麼「黃河」 之類的話；她只是祝願他身體一天比一天好，當這個歷史的黑夜破曉時，他的身體也像東升的太陽——在曲沃的那場生死之劫，使張滬的身體大不如前，所以這可以算是病號對病號的祝福。
我沒有美好的語言與他話別，便把在煤礦翻黑了一本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贈給了他。我說：「小說中的那隻狗，在生活中磨練成了狼群的首領。你沒那兩下子，但是自強不息的精神，對你這個病號，比我更為重要。」
他並沒有翻動我贈他的那本書，卻石破天驚他說道，「維熙，我沒有什麼可贈你留念的，有一句話，就算是代替禮物的聖經吧：你有責任和義務，寫下這一段中國知識分子的底層生活記錄。在我接觸的同類中，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