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這場生死劫難，不屬於政治上的——中國歷史到了1973年之尾，舉國上下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當中。場里革委會緊跟形勢發展，抽調一批文化人，辦牆報，出漫畫專刊。我和張滬以及畫畫的曹大士、馬常等七八個人（大都是辦過報紙或在原單位搞過宣傳工作的人），被安排在一間屋子裡，從事批林批孔的宣傳。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最不費勁的事情，報紙上有現成的材料，將其摘頭去尾隨便動動筆墨就行了。應該說，這是我和張滬到大辛庄以來，體力上最為輕鬆的日子；但從思想上去反芻那些時日，卻又是我們最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單純地批判孔子的「女子與小人最難養也」，這倒不用去花費什麼腦筋。抽到這個宣傳組來的都是知識分子，幾乎沒一個人不了解「項公舞劍，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靶牌是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在1955年，做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到了1962年的廣州會議期間，與陳毅一起，曾為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帽」；陳毅還當場為文藝界的兩個知名作家脫帽「祝酒」，這是所有知識分子記憶猶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間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雙關語：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間也！」立刻有人應答。
「尊法批儒，誰是法家？誰是儒家？」
「當今法家非張春橋莫屬。」
「那麼誰是當今的儒家呢？」
……
每當說到關鍵問題，小屋就沉默下來。大家心裡都十分清楚，但是誰也不說出周恩來的名字。雖然，被抽調到這兒來的沒有愛打小報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是那個特定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場面猶如昨天，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自然不敢隨便亂說亂動了。因而在宣傳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雙關語，表述各自的心跡，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風，很快就刮過去了。宣傳組解散歸隊。我沒能再回到我的銑床之前，當我的銑工。化工車間的四氯化碳即將上馬，化工廠要組織一批人員，去張家口化工廠學習此項工藝的生產流程——這同樣需要有文化知識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張家口學習的成員之一。對此殊榮我頗感驚喜，因為至少我可以到遠離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蝸居山西這麼久，外部世界是個什麼樣子，我已經全然無知；去張家口可能要路過北京，也許有可能順便到家裡走上一趟。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之？！
不知為了什麼，自從被召入宣傳組開始搖動筆桿之後，多多少少勾起來一點死去了的夢幻。儘管批林批孔，並不是自己所想乾的，但是突然接觸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種「久別勝新婚」的親切之感。當時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類，他因為小提琴拉得比較到位，突然被長治文聯調走，有此先例可尋，我想到我的命運能否在長治有一點轉機？那位姓高（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的同類，在臨行前對我說，以我的文學功底和名聲，長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山西老一輩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況，何不想辦法回到社會中去？他說他進入文聯後，要替我力薦一下，讓我也通過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與張滬商量。她的意見，是徵求劉紹棠的意見——因為他身在北京，知道文化大環境的寬嚴程度。當然如能跳出牢籠，怎麼也是件好事；但她也擔心這個時代，要跳出勞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記得，在臨去張家口之前，我發出去兩封信：一封是寫給紹棠徵求意見的，並說我去張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聽聽他對我去文聯工作的現實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寫給馬烽和他的愛人段杏綿的，馬烽在全國青年創作會議上與我相識，而段杏綿則在那次創作會議上，與我同在北京代表團為北京代表。這是我到了山西以後，第一次想到突破圍牆，並第一次拿出具體的行動，做突圍的試探和準備。信發出去不久，我們這支開往張家口的隊伍，就集結待命了。
帶隊的隊長姓甚名啥，我已然無從記起，但是他那標準的晉東南（長治隸屬於山西東南部）口音，我則永生難忘。他召集我們開會時說：「俺今天開會，先給你們送個好信，你們這回去張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個地方，誰也不許暴露勞改隊的身份，就算你們去當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發。俺對你們說的第二句話，到了那塊地盤，要遵守人家廠子里的紀律，誰犯錯誤回來跟誰算賬，俺的話完了。散會！」
我們從長治登上火車，繞道河南鄭州（當時太原開往長治的鐵路還沒有開通），取道北京，去了張家口。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學習隊，一行12人（隊長除外），都是當時不值錢，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們失望的是列車並沒有在北京停留，我們只在永定門火車站轉車之際，在候車室的木椅上坐了約有一個小時，然後便馬不停蹄地坐上了去往張家口的列車。回家看一看的願望落空了，與劉紹棠交談的機緣失去了——我們惟一的收穫，是過了一回當真正工人的癮。因為在離開大辛莊農場以前，每人發了一身勞動布的工作服，在那個 「文化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十幾個身著嶄新工人服裝的隊伍，著實使我們風光了一路。
可是當我們坐在開往大西北的火車上時，不禁互相咬起耳朵來：
「冒充工人階級不犯法嗎？」
「為什麼一個執行專政的機構，就敢於冒這麼大的風險？」
「到了化工廠，總要接觸化工技術人員的。人非木偶。萬一人家詢問起我們廠子的情況，將何以作答？」
當慣了老鼠總揣有一副怕見老貓的心態，火車離張家口越近，我們的心也就懸得越高。我們中間的一位老學究，終於忍耐不住這種心理煎熬，到隊長的座位上去詢問隊長。隊長回答說：「叫你們咋做，你們咋做就行了。」這個老學究還是不放心，繼續多問了幾句，隊長反問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們是階級敵人，還敢叫你們進廠嗎！別多說了，你們就按著俺說的辦就行了，我們自會與化工廠的領導，有個符合政策的說法——這個你們不需要知道。」
自討沒趣。但卻典型地反映了我們當時的囁嚅心態。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走進張家口市××化工廠的。我們12個人，住在旅館的一問大房子里，我是第一次到這個城市中來，新城與老城以一條河分界，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張家口的市容雖然還殘留著武鬥時張貼的大字標語，但「抓革命，促生產」的氣氛，顯然在洗刷著往日的舊痕。這使我們這些冒牌工人，心裡多多少少還有一絲快慰。
化工廠里培訓我們的師傅姓張，年紀有40多歲，赤紅的臉膛，爽直健談。我們向他學藝並不困難，但使我們為難的是，這個血性漢子，把我們引為知己之後，便常常破口大罵 「文化大革命」：「娘個×的，這是他娘的什麼年月，女皇弄權，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盤那麼大，可是沒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們只是默默地聽著，不敢應合張師傅的海罵。
「娘個×的，你們怎麼都是瞎子和啞巴，咋就不吱聲哩？」
我們彼此對視一眼，還是沒有人應聲。
「我帶過許多的徒弟，還沒見過你們這號的徒弟！」
我們為了把角色演好，惟一可取的辦法，就是及時轉移話題，把政治問題引向技術問題上去。可是一到晚上，便開始了我們之間的竊竊私語。大家一致認為，張師傅是個講大實話的硬漢。有一個老右提出了問題：
「人家張師傅已經對咱們有看法了，我們該怎麼應付眼前的局面？」
沒有人能夠作出圓滿的解答。有的同類說：「人家講實話無罪，我們萬一『閘門漏水』 可就成了問題。」
我說：「反正咱們只在這兒學習一個月，在這個月內，我們要把啞已的角色演到底。這是角色對演員的規定要求，不然回去就沒辦法交差了。」
我當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因為跟在我們身邊的還有執行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勞改幹部。雖然他並不時時刻刻與我們在一起，但是張師傅口無遮攔，萬一於無心之際，把我們的反動話傳了過去，我們將來的日子，就難得平安無事了。來學習的成員中間，多一半是老右，都有過被整肅的經歷，因而也都自有心中的小九九。張師傅碰上了我們這些冒牌工人，也算他倒了霉了——他愛怎麼想我們，就讓他想去好了。
有一天，張師傅叫我到裝有二硫化碳（生產四氯化碳的原料）的2號高爐旁，去檢查一下爐溫。他特意叮嚀我，去高爐之前不要怕麻煩，一定要先穿好防火的石棉服，並戴好防毒面具。在此之前，他已經多次對我們這些「工人」講過，要嚴格遵守化工車間生產的工藝流程，不能有一絲馬虎。為了提示我們注意此事，他列舉出他們車間，有兩個值夜班的女工，因為對二硫化碳之易燃及其能令人窒息之毒性缺乏警惕，雙雙去見了閻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