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雙勞改建成的監舍，在犯人區的西側——那就是李建源君當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要緊，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勞動力。他們繼往開來，於1973年的春天，我們終於離開了南坪村，到了我們應該來的地方。
那天，王鐵匠一家人像送別親人一樣，為我倆搬行李、提網袋，一直把我們送到村口。老王讓家裡的人回去，他同我們一起來到新建成的窯洞。兩個專政對象與地道的無產階級，在近兩年的相處中親若一家，有悖於當時火熱的階級鬥爭的綱常，我和張滬都十分珍重這種超越當時風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工對我說：「你們兩口子，都是好人。這年頭好人遭罪的多，忍著過吧，總有熬出頭的日子。」
「我倆知道，這是王大哥對我們的鼓勵。」我說。
「俺說的是心裡話，說句文明詞兒，叫啥『否極泰來，。白天的日頭落下去是晚上，晚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說：「天上沒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斷了我的話說：「斗到頭上，每人一身血的時候，就該往回走了。」
張滬扯我衣袖一下，搶先回答說：「感謝您這一年多對我們的幫助，我們有時來運轉的時候，忘不了您。」
他說：「那妮子，在你們剛來乍到的時候，對你們……」
「後來不是相處得挺親熱的！」張滬說，「有一件事，還得求王大哥幫忙，那隻灰貓在搬家時不知到哪兒去了。」
「來年再抱一隻，俺家的老貓一年一窩。」
「不，我們還是想要那隻灰貓，這貓有靈性，與我們也混熟了。」張滬從小就愛貓，在搬離老屋的同時，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兒去神遊了。
到了鐵絲網前，老王只好與我們分手。
窯洞從外觀上看，是全新的兩層小樓。因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有著冬暖夏涼的優點。儘管如此，我和她還是眷戀老王家的那間老屋。不知為什麼，來到這間約有15平米大的窯洞，我和她都有一種空曠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麼，我們一時之間，還說不清楚。包括那隻灰貓，都能勾起我們憂傷的心緒。待我和她把行李打開，雙雙坐在炕沿上之後，她說：「想不到王鐵匠，還懂得《易經》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別笑，我覺得他雖然不一定看過《易經》，但是這個人很有頭腦。」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極必反的輪迴哲學。」她說，「停工停產鬧革命，發展到全民大武鬥；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田——只有勞改單位中的死貓死老鼠，在這兒鑽井打洞，國民經濟誰抓？林彪都摔死在溫都爾汗了，上面亂了方寸了，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的厄運走到頭了。總會有人出來力挽狂瀾於既倒。」
我心裡雖然認同她對中國命運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共同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離陽光普照大地的日子，還相當遙遠。那天，可能是由於搬家的刺激，我們第一次爭辯起中國的前途問題——這在我們每天疲於奔命的勞動中，是極為少見的事例。按說知識分子，是極其關注國事的；但是很久以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交談——生活像泥河一樣流，我和她只不過是順水而下的泥沙，誰還有心緒去關注礦山之外的事情呢？我關心的是瓦斯。她關注的是宣傳。因為她的宣傳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時她把報紙帶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點兒有關中國的事；否則，我連中日、中美之間發生的歷史性變化，也一無所知。
搬到鐵絲網內的窯洞以後，生活沒有任何變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殼深處，與那些真犯人與假犯人一起採煤；她每天去她的宣傳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憶起來，我惟一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區，沒有發生過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們都是宇宙的生靈；即便是死刑犯，沒有到執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權利。但是我則死去了很多很多的東西，首先我沒有了激情，我好像也變成了一塊煤，但是沒有光熱，沒有燃燒自己的力量。按著勞動有益於人的健康來說，我也適得其反——從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開始，我生理上患了陽萎症——在礦山儘管比那兒寬鬆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復原。這是既難以出口，又難以醫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醫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絲快慰的事是，那時候我少年。青年時代的文友劉紹棠，不斷給我來信，信中預言中國命運一旦有了轉機，我的生活佔有將在同時代作家中是個富翁。他的論點是：苦難出真知。同時代的文人遭厄運的不止一人，但沒有一個人像我經歷這麼多的磨難。
這些來信，多少給我麻木的神經，注入了一點兒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談到了北京文化人的現狀：女作家楊沫剛過五十，上邊就勸她退休；來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幫廚；對蕭軍的批判雖然結束，但他仍在東直門從事挖地道的工作……我與上述的幾位作家相比，是賤民中的賤民，何以會存有再從事文學寫作念頭？勞改期間，我曾有過夢幻，也曾有過對夢幻的嘗試，但是在「文革」開始之前，就夭折了（見《走向混沌）第二部「折夢 『桃花源』」）。
當然，我與劉的通信，也留下了那個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與我一起劃右的，此後，他在通縣運河灘上放牛，我來晉東南的煤礦挖煤，雖然時代的風暴潮，並沒有割斷我們的靈犀相通；但我們畢竟是被五七年的歷史，釘在同一個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們之間的書信往來，有著詭密的相約。我給他寫信，從不註明寫信人的地址；他給我寫信，在信尾不具姓名。其實這都是自欺欺人之舉，專政機構要是有意追查寫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兒—— 當年，我們之所以如此，實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我是「二勞改」身份，處境比他還壞，怕牽連到他，我還要他接到我的信後，不必保留，當即燒毀。所以當1979年，我的問題得到平反後，紹棠沒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寫給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了下來。這無論對他還是對我、抑或是對昨天的歷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貴的資料，也可以說是反窺70年代受難知識分子負重心緒的一面鏡子。
在那一段日子裡，我曾多次請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檢查器，以減少一些我心靈上的負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晉普山煤礦的後期，一直是與犯人為伍，與黑色煤巷相伴的——也許是我的命該如此，因為我也是社會上的一個黑色幽靈。這種生活一直延續到 1973年春，又一道調令下來：長治近郊的大辛庄勞改農場，要籌建一座阻燃的化學原料四氯化碳化工廠，我們要調往那兒去支援新廠，於是我們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離開了原來所在的星座，流向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臨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雖然我不喜歡「勞改」二字，但是我喜歡煤，更敬重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別烏金山前，留下一點兒當煤黑子的小小的紀念，我向主管我們的勞改幹部，提出帶走我戴了三年的礦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極，我詢問什麼，只要往行囊中一裝就是了。我詢及的結果，是不許帶走，只能把皮帶留給自己，其他的東西一律上繳。因而，我在礦山開礦的記憶，就是一條磨得已然沒有了皮色的皮帶——我很珍惜這條皮帶，80年代我曾不顧有失大雅地系著它穿行歐洲。作為一個在底層生活了多年的知識分子，我十分懷念那一段挖煤的歲月……它雖然沒有能壯我心志，但是卻壯了我的筋骨，強化了我的肌肉。在我的勞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