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道天津回京探親，是我在茶淀勞改農場期間，與母親和兒子的最後一次團聚。不久，林彪的「一號戰備令」下達，我們這些不安定因素，雖然已遠離皇城，但還嫌距離京城太近，便又一次大遷移。反正我們的身價輕如蒲公英，任形勢的季候風吹來吹去，飛到哪兒，哪兒便是新窩。
農場開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轉移。昔日曾相聚於團河的同類們，開始了各式各樣的移位。就在我最後一次騎車回京的10月，我同類中的許多人，已開始各奔各巢。有鄉的還鄉，無鄉可歸的回原籍所在的勞改單位。一時之間，大有樹未倒，猴猻也散的趨勢。其間，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號張志華、陳邦昭等十幾個人，被移交到福建勞改單位；「地理仙」曹克強、畫家朱為民、教師陳端昭等二十幾個同類，去了河北沙河勞改農場；楊路、李泰倫、水紹寒……去了貴州和四川（為了節約篇幅，不再一一列舉）。
對於一些無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極少數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場使用（如精通外語的劉祖慰、劉乃元和數學較好的毛振甫留在該地中學教書）以外，其他老右和相當數量的刑事犯，一律發配到「三線」山西。因為怕有人逃跑，農場停止了放假，一時間謠言風起，這是我來農場後最為混亂的一段歲月。不過亂也亂出來一個喜信，聽說女隊里的成員，只要是結了婚的，一律跟著男人走。
首先給我送來消息的是同類阮祖銓，他說他是聽他們白指導員說的。白一直對老右們不錯，所以阮一得到這個與我有關係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監號來告訴我。我不太相信這個傳聞，因為就在阮祖銓傳遞消息之前，我與「羅鍋」翟隊長在地頭上有過一次對話。當時，我們正從稻田裡往外運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裝稻車旁我遇見了他。
「隊長，聽說我們要去山西了，她們女隊是去還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這個問題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問我說：「你是從哪兒聽來的？」
我立刻後悔不該詢問他，他是一個最仇視知識的人，「高爾基」與「低爾基」，就出自於他之口，但是出於對命運的關注，我還是忍不住開了口——明知是釘子，還往釘子上撞。
「我問你話吶！是誰告訴你的？」
「場里的人都這麼說……」
他猛然打斷我的話：「你必須交代出那個造謠的人來，不然的話，就是你造的謠！」
我的天！一句心裡話反而惹出禍事來了。當天晚上，小組召開追謠會，翟隊長親臨監舍坐陣指揮。那是個十分有意思的會議，組裡姓劉「頭人」的開場白，是這麼說的：
「無風不起浪。我是這個組的組長，最近場里確實在疏散勞改成員，該進廟的進廟，該進墳的進墳。關於雙雙勞改的成員，一塊兒進墳還是進廟，這我說不清楚，但是大夥都這麼說。翟隊長，這可真不是從維熙造的謠。您要是不信，您問問我們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聽見了這個風聲！」
「是。」
「我們都聽見了。」
「到底是從哪兒刮過來的風，我們也說不清楚。」
……
會議開始就出現了這種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當然，就更出乎翟隊長的意料之外。從田間運稻子回來，已然是天色大黑，吃過晚飯全組成員，無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從田間往外背運稻子的活兒，累得人直不起腰來；加上一早就頂著星星出工，中午在地頭上吃的飯，全天沒有一點休息時間。好容易剛剛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進我們的監舍來了 ——這是會場出現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雖然同組的成員，在裸體大戰的時候，拿我開心取樂，但我與他們相處得並無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誰也不願意當一個惡人；之三，「羅鍋」翟隊長儘管風聲鶴唳，因為工作能力很低，沒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裡。
會議如此開鑼，使翟和我都陷入尷尬之中。我沒有因此而產生絲毫的興奮，我希望同組的成員，對我胡亂地開上幾炮，走走過場儘快結束會議也就完了。但是事與願違，會場出現了這種局面，等於把來追謠的翟隊長，逼上了絕路。他是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幹部，說話錯也是對，這不是等於與專政叫板嗎？他臉漲得紫紅紫紅，猛地從炕沿上站了起來：
「你們要幹什麼？是不是要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反？」
沒有人應聲。
「我告訴你們，無產階級的江山是鐵打的，不怕你們興風作浪！」
還是沒有人應聲，人們把頭低垂得挨近了胸脯。
「現在是什麼時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候。你們這些地、富、反、壞、右，還想變天！呸。」
無聲變有聲了——有人打起了小呼嚕。
「羅鍋」翟隊長上去就是一拳，進入夢鄉的人被打醒了。
「都給我站起來！」
十來個成員，從大炕上站了起來。
「我知道……我知道……」「羅鍋」翟隊長口氣緩和了一點兒，他在尋找著為自己下台的台階，「你們中的大多數是能辨別羊與狼的，可是也有睜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當，聽信反革命右派的謠言。我看出來，你們都有點兒累了，可是階級鬥爭的弦子不能松。這麼辦吧，你們今天先睡覺；但是從維熙不能睡，必須連夜寫出檢查來。散會！」
莫名其妙的開會。
莫名其妙的散會。
同組的成員，都是「內部矛盾」，惟我一個老右是「敵我矛盾」，我不寫誰寫？好在對我來說動動筆頭子並不難，可是謠言從何而來，我當真無從下筆。「頭人」見我為難，對我說道：「你都是快要飛離這兒的鳥兒了，還怕他個屁。聽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當真沒有動筆，「羅鍋」翟隊長也沒有追問——他的權力欲發揮完了，似乎就得到了某種滿足。不久，所謂的謠言再也不是謠言，沒過上幾天，「羅鍋」翟隊長騎著一輛自行車來到工地，他把我從幹活的稻田叫了出來。他不是來索要我的檢查的，而是來證實謠言的：
「你馬上回隊。」
我說：「我平整田埂的鐵鍬，還在田裡呢。」
「我讓別人給你帶回去。」他說，「你回去把那間空下來的豬圈收拾一下，打掃乾淨以後，再墊上一層新稻草。場里剛剛接到女隊的電話，你的愛人今天要來咱們分場；不用說你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雙勞改的——為了對你們施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明天晚上，一律去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邊的自行車。他又在身後喊住了我：「接受教訓，不要到處傳播。」
我已無心思再與他多說什麼，匆匆回到監舍，然後與管理工具的同類老陳（我實在回憶不起他的名字來了），一塊兒打掃那間豬圈。老陳一邊幫我往圈裡墊著新土，一邊罵道： 「日他娘的，幹部區不是有好幾間招待房嗎，就不能在那兒過上一夜？」
我對他說：「身份區別擺在那兒，我沒有住那兒的奢求。」
「按著規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邊往新土上抱著稻草，一邊回答他說：「你也是脫帽右派，不還是和我一樣嗎！」
老陳乾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兒，平日與我挺有共同言語的，他知道一些有關張滬的情況。這個原籍山東的老右，繼續罵著翟「羅鍋」：「地地道道的一個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幾年！張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時候，他還是個白痴哩，他媽的，真是沒有地方講理去！」
我雖然也覺著翟這麼做，有些過分，但繼而一想，他處理事情沒有不過分的時候。不管怎麼說，在豬圈過夜之後，我和張滬就結束了勞燕分飛的生活。我們已分開九年多了，這總算是禍事中的福事吧！
其間，同類中的友好老陳，還曾想出個邪點子來，他說來個偷梁換柱，夜裡他到豬圈來睡一夜，讓我和張滬到他的工具房裡去睡。我謝絕了。此時正是臨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節，這麼做不僅對朋友失敬，還容易在臨行之前，招惹出什麼是非來——不就是一夜嗎，把大被子往身上一蓋，頭上再戴一頂棉帽子，幾個鐘頭是不難熬過去的。與我一起去老殘隊旁邊拉蘆葦的張奎令的愛人小薛（名字我記不起來了），當天正在家裡，她找來一塊大大的塑料布，遮在豬圈的空隙之處，並用膠布粘好，半間人住的豬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當晚，我與張滬夜宿豬舍，成了場內的頭條新聞。不用人宣布，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傳遍全場。豬舍畢竟不是一個便於敘談的地方，我和她被請到同類聚集的三隊監號，一直聊到深夜才歸。同類們談及的問題，不外是去山西什麼地方，到了那兒又會怎麼樣等等——沒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談越覺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勞改隊如同炸了窩的蜂巢，除了老右們知道又要變成一朵時代的蒲公英，飛到不知去處的地方之外，那些刑事罪犯種的二勞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靜，他們不知道誰走誰留。
老天爺還算悲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