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卻對我的另一部分同類的追蹤報導——因為他們是50年代受難者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那個年代的更大的犧牲品。在時代的祭壇上，他們比留在團河農場的我們，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掛列車，還沒有開到吐魯番車站的時候，已然有人跳車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屬流氓。小偷之類。老右們是安分的，他們並沒有因為從「桃花源」步人苦寂荒涼的沙漠而改變初衷——道理十分簡單，他們是為改變自身的政治面目而來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時的承諾，給予他們一點政治上的溫暖，他們會拿出全部的力量，成為屯墾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賴的隊伍。他們不僅能武，而且能文——來自北京各大學院的學生和部分教師（包括一部分家在北京的），幾乎都登上了那掛北行的列車。
記得，在那天的大會現場，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國青年報的記者陳野，我和他有過如下的一段對話：
「你為什麼要走？」
「在這兒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參加的地下黨。
「去了那兒，你就能保證身份會有變化嗎？」我說，「你是我黨的老同志了，你確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他媽的，我就再信這一次吧！那兒比這兒艱苦，也許能從艱苦中獲得一點回報。」他說，「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腳下都亂成了這個樣子，走這一點兒眼不見為凈。只當是人生的又一次賭博，如果發現受騙上當，我腿下還長著兩隻腳，去當流浪漢么！」
他就這麼走了。在此之前，他也和我一樣曾經有過夢幻，他是以老黨員、老記者的雙重身份，走進《中國青年報》大門的。報社頭頭，曾答應他等環境再寬鬆一點時，調他回來先當紙庫的管理員，然後看形勢發展再另行安排。但是越來越緊的政治空氣，把他這一點點希望化為泡影，他心灰意冷之後，便有了遠走高飛的念頭。
到了邊疆不久，他就發現原來允諾的條件，沒有兌現任何一條——同類們每天在沙漠中修公路，於是怨言四起。特別是隨著「文革」武鬥的升級，那裡嚴酷的階級鬥爭的戲開鑼，老右重新成為射擊的靶牌。加上當時一些同類與非同類，在1967年春天，逃離開沙漠的人越來越多——陳野便滋生了逃離無邊無際大沙漠的念頭。
1968年的8月1日，他所在的勞改中隊全體整體。陳野借口前一天把鐵鍬丟在了工地上，他要去工地把鐵鍬找回來。管理他的隊長姓金，覺得平日埋頭幹活的陳野，不會出什麼問題，便對他開了綠燈。他順利地通過了警衛的崗哨之後，便匆匆奔向了他藏衣服的地方（前一天他已經把衣服藏在了工地上），他埋起了換下來的衣裳，穿上新衣就朝葉城方向跑去。葉城即古代的碎葉，是唐代大詩人李白落生的地方——他不敢走公路，也不敢坐長途汽車。天黑了在維吾爾族老鄉家中借宿了一夜，人家不知道他是個邊陲勞改隊中的逃犯，還給了他兩條羊腿吃。第二天早晨3點，他就不辭而別上路了。
當時他心裡很不是滋味，覺得對不起這家維吾爾老鄉；但是一個逃犯，無法對人家解釋清楚，他只好在臨行時，對著那間少數民族土房，鞠了三個大躬。之後，他不敢在原地久留，惶惶不安地踏上行程。他沿著沙丘小路，步行了約有一百多華里，才到了葉城。他摸摸衣袋，裡面的二百多元錢和百十斤糧票還在（這是他積累下來，準備外逃時用的），便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他原計畫是一路南行的，但是汽車站有紅衛兵盤查，他只好在葉城的三條小街上轉來轉去。頭一夜，他是在麥秸垛里度過的；第二天，他還是沒能登上汽車，新疆夜裡很涼，他想找一個暖和一點兒的地方過夜。就在他躑躅於一家茶館旁邊時，葉城的警察見他行跡可疑，把他叫到派出所，對他進行了審問。
陳野最初告訴警察，他是四川來的記者——因為他有著濃重的四川口音。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採訪。」
「採訪什麼地方？」
陳野胡亂說了一個地方的名稱——他來新疆一年多，知道一些新疆的情況。
「有記者證嗎？拿出來！」
陳野本想不亮自己的原來身份，但是此時他已無法從這兒脫身，他在無奈之際，只好把昔日的《中國青年報》的記者證，當作護身符咒，遞給了警察。如果他事先不說是四川來的記者，這張護身符咒，還可能起一點作用——儘管那是50年代發的，外殼已然破舊；但是上面印有報社公章，那位邊疆警察可能把他一放了事。可是他偏偏說他是四川來的記者，與記者證單位相異——他被帶到了收容所。
當天晚上，對他的問訊升級了：「我們問過《中國青年報》了，沒有你這麼個人。」
陳野想了想，如果他們真的問過北京，那方面不可能回答沒有陳野這麼一個人；北京只能回答，他是個右派。因而他壯著膽子反問說：「你把電話記錄拿給我看看。」
「我們給你的四川老家打過電話了，也沒你這麼一個人。」
陳野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們審訊方便，而對他進行的欺詐。便膽子大了起來：「難道我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孫猴兒？你們根本沒有打過電話。」
當夜審訊，到此結束。
之後，他被閑置於收容所，每天吃著收容所里的窩頭，喝著收容所的菜湯。這幾天是他最難過的日子，因為他在無事可乾的日子裡，忽然想起再過上多半個月，就是他在上海參加地下黨21周年紀念日了——那時候，國民黨到處抓捕共產黨人，抓到就要槍決；自己當年沒有被敵人抓住，而今卻在這邊陲收容所里為了活下去，不得不自欺欺人地編織謊言，以求自保……陳野到底何罪之有？！
有一天，那位審訊他的警察又來到了拘留室，跟隨他來的還有一個《新疆日報》駐本地區的記者。無能的警察不再開口，而是讓那個記者對他提問：
「你說說看，《人民日報》第一任社長是誰？」
「范長江。」
「新華社的第一任負責人呢？」
「吳冷西。」
這位記者又問了他一些有關新聞工作的問題，陳野對答如流。在沒有破綻可尋的情況下，那位代審的記者只好告訴那位警察，他是一個真記者。審訊草草收兵，可是並沒有把他放出收容所。陳野這時才意識到，在這混亂的年月，各地都在忙著武鬥，這麼一個非常容易查清的問題，硬是查不清楚——這倒也好，他反而有希望被放出去了。但是他一天一天地等，一直等了46天（他是在收容所里度過他的入黨21周年紀念日的），終於等來了結果— —這個結果不是喜劇，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又一個悲劇的開端。
非常不幸，勞改隊里的又一個名叫奇行忠的逃號，被抓進來了。雖然沒有與陳野關在同一個號房，但是陳野隔著窗子看見了他。警察對他不像對待陳野那麼文明，第一次審訊，就對他進行了拳打腳踢，這個逃號被打得鼻青臉腫之後、跪在地上自供出他的勞改身份。這已使陳野心中七上八下，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勞改隊的幹部到收容所來領奇行忠時，提出要到各號房裡看看，有沒有別的逃號被這裡收容——因為自「文革」開始之後，逃號的人數與日俱增。
陳野的命運，就這麼被決定了——他與那個新逃號，同時被戴上手銬，押上了返回勞改隊的解放牌大卡車。當卡車穿行在勞改工地時，同類中的於立仁、劉士康、哈長林、張逢甲……無不對他投以憂心的目光。陳野則朝他們笑笑，他已經作好挨整的準備，一切聽天由命了。
他被擲進了禁閉室。
當天夜裡，一個蒙面大漢走了進來（那是不露面孔的警衛），先用繩子捆住他，然後把他吊在了房樑上。對他施刑的刑具，是皮鞭和木棍，那蒙面人一邊抽打，一邊狠狠地罵著：
「右派反革命，我叫你跑——」
「你跑到天邊去，我們也能把你抓回來！」
罵聲與棍棒聲交織，不一會兒陳野的褲子就被打爛了。
因為在葉城收容所，陳野得了腸炎；幾棍子下去，稀屎湯子就從肛門中噴了出來。
這一下，更招起了那個打手的火氣，一會兒用鞭子抽，一會兒用木棍打——直到把陳野穿的那條屎褲衩也打爛了，才把他從木樑上放下來。此時的陳野，已然渾身赤裸——加上屎湯流了兩腿，禁閉室充滿了血腥和屎臭味。
已然陷入昏迷狀態的陳野，躺在地上聽見了幾聲訓令：
「別躺在地上裝死，起來收拾衛生！」
「穿上長褲，別露著你的雞巴！」
「發暈當不了死，你聽見沒有？」
門響了——打手走了出去。
陳野在地上躺了一夜，第二天對他的肉體折磨還在繼續。他拖著血跡斑斑的身子，收拾完了屎臭以後，隊長把他叫出禁閉室，讓他承受另一種酷刑：在撤滿了新疆沙漠駱駝刺的地上，隊長責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