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這位「同類」到底還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認這一條件。一路上我心裡雖然忐忑不安，但總覺得沒有出賣良知。幸好，那天大門沒出現檢查崗，事後我的那位「同類」，並沒有向上報告我的「惡跡」，因而沒有釀成一個事件。過了許多日子，那位「同類」找我道歉，我們都深感自己靈魂深處，深埋著許多雜質，在生死劫難的面前，暴露出知識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來了，饑荒造成的浮腫大面積擴散。上邊下令：勞逸結合。遇有風天、雪大，便坐在炕上「認罪學習」，專政機構的辭彙叫它「冬訓」。封凍的大地上無食可覓了，便倍感嚴冬之漫長，監舍里無火取暖，大家就圍著被子打坐說道：我偷吃過白菜啦！我偷吃過高粱粒啦！我偷過伙房一個窩窩頭啦！我偷吃過……夏日裡使他們賴以生存的野物，此時都成了犯罪材料，因為凡是產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東西，哪怕小到一個菜幫菜葉，也都姓公而不姓私。於是在檢查中紛紛上綱上線，編演著一出既荒唐又虛假的時代鬧劇。除了鬧劇也有真戲，這事情發生在秋天：我們一個「同類」（名字我記不起來了），因浮腫而死亡被大車拉往 「586」，他愛人在某醫院是個大夫（模糊記得是西四人民醫院的大夫），當時正好來探望他；當她追蹤到「586」，對著小土丘痛哭了一陣後，裡邊居然有了微弱的回應。憑著醫生的職業敏感，她意識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開他丈夫身上蓋著的一層薄薄新土，真是歷史戲劇《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過來。這件奇聞像一陣風一樣傳遍「西荒地」，成為餓漢們閑扯淡時的熱門話題。
當然，這樣的奇聞少到絕無僅有，「586」墳連墳地連成一片，裡邊埋著的凈是餓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葦子的勞動中，瞻仰過囚號的天堂聖地。它的周圍有密密的鐵稈蘆葦當作屏風，大有要在「天堂」與「人世」間架設高牆之勢，沒有被秋風吹盡的銀白色蘆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為這些死鬼插著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墳場選擇在葦塘沼澤中的高原地段，經過常年的風吹雨打，本來就像長圓形豆包形狀的小墳頭，多數已經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還是死鬼的家，是因為那些地方橫七豎八倒著，『勞改分子×××」的木牌。和興凱湖的「太陽崗」一樣，這兒也有用紅磚代替木牌等作墳頭標記的，上邊的死者姓名已蕩然無存，不知這死者是趙錢孫李，還是周吳鄭王。「無名氏」成了他們的統標，我聯想到天下父母生養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墳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數量相當之多。
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場在1961年秋冬之際，到這兒來報到的。其中，不僅有勞教分子，連解除勞改的成員（理應成為公民），也擠到這裡來湊熱鬧。我手拿割葦的鐮刀，一個個地查閱牌上姓氏，這固然對我有所安慰，但接著就是一連串悲慟的問號：
我們的法律到哪裡逍遙去了？
我們一直標榜比「人道」更高的「社會主義人道」又到哪兒去睡大覺了？
那麼多「有名氏」，變成了「無名氏」，萬一有死者家屬來收殮屍骨，該怎麼對號入座呢？
就是家屬不來收殮屍骨，清明節時來上墳，該往哪座墳上拍土？該哭哪座墳頭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計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來，一旦倒下就要來與這些 「無名氏」為伍，過不上一個夏天，有名有姓的張三李四，也就變成無名野鬼。
這些活著的人，分明都害怕到這兒來，但到勞動歇息時，卻又都喜歡到這裡來轉悠。周圍蘆葦沙沙作響，成群的「葦扎子」（水鳥）喳喳地叫個不停。從這兒一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鐘河了。那兒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著堆堆白骨，它在藍天和白雲之間，編織的是一個輕柔的夢。
至今，回憶起「586」來，還像是一場怕人的夢。當時，尚未泯滅良知的勞改幹部，也常常使出渾身解數來為本隊成員尋找補充熱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難忘，那天早晨下著初雪，隊長讓我們集合出工，隊長特彆強調，希望爬得動走得動的浮腫號都要出去轉轉。浮腫號們面面相覷，不知葫蘆里賣的什麼葯，驚愕地觀望之際，見小隊長朱誠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鐵鍋排在隊列前頭，似乎意識到和「進口貨」有關係，便紛紛尾隨在隊尾，出了院門奔向田野。
原來劉隊長偶然發現有兩塊漏收的胡蘿蔔地，他叫我們到地里來吃一頓加餐。有人架鍋，有人燒火，有人用鐵耙和鐵杴，去挖剛剛上凍的胡蘿蔔地。那是少見的勞動場面，人人奮勇，個個爭先，身體好一點的干挖胡蘿蔔的活兒，那些浮腫號有的拾撿乾柴，有的當「火頭軍」。面對著一大鍋冒著熱氣的胡蘿蔔，囚號們忘記了天上飄飄飛的雪花，忘記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曠野上進食，有人竟然呼喊開了：「劉隊長萬歲！」「胡蘿蔔萬歲！」
由於這一發現，刺激了囚號們的聯想，有人拿鐵杴到界鄰的白薯地里試了幾下，居然挖出一塊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於是，人們瘋了般地湧向了白薯地。這塊地不同於胡蘿蔔地，漏挖的胡蘿蔔，能隱隱約約看見頭上枯萎的黃葉；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儘管連挖帶刨仍難見收穫。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欽佩劉隊長的機智，他派人去喊豬棺，叫他們趕著豬來白薯地當雷達探測儀，凡是豬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裡邊一定有白薯。遇到這一情況，囚號們把豬一腳踢開，順勢來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說《風淚眼》中，對這一絕妙的細節，我進行了移花接木）。
這位想出轟豬來當探測儀的劉隊長，名字我已經忘記了，但是難忘他在困難年代中對囚號施行的仁政。一個分場里有幾個中隊，還沒見過像他這樣的一位以誠待人的隊長，他積極想各種辦法減少浮腫號，使盡渾身解數增加飢漢們的熱能。可想而知，在饑荒席捲全國的年代，這種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則是我難以忘卻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劉隊長（包括綽號「姚菩薩」的指導員）對我個人也曾給予人道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個早晨，我站在隊列中等待出工，這位劉隊長突然把我喊出了隊列，問我：
「你想去看看你親人嗎？」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來：「想。」
「我早就覺察出來了。」他說。
「我沒有對人說起過。」
「這還用說？」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說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介紹信遞給我，同時叮囑我說：「姚指導員給她們女隊打過電話了，她們隊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證說：「隊長放心，我下午就趕回來！」
他笑笑說：「用不著當天就趕回來，你在那兒可以過一夜。七月七還有個『天河配』，你跟你愛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襤樓的衣衫剛要啟程，他又從背後叫住了我，遞給我一把雨傘：「天不保險，帶上它。」
從西荒地「583」分場到東區的女號駐地葡萄園，大約有二十多華里的路程。剛行至大堤下的農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傘只能遮住上身，而褲子淋得濕透。加上清河農場為粘性土質，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來，夾在腋下。儘管這樣，我還沒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渾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東西沒有沾上濕泥，那就是行前我領到的三個大米面窩窩頭。我必須把它保護好，我想和妻子會見時與她同吃。離開土城前，家裡轉來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說她身患浮腫，沒有力氣出工，不能出工的病號定量21斤，其飢餓程度可想而知。那麼，這三個大米面窩窩頭，就算是受難丈夫向受難妻子饋贈的禮物吧！
大雨連哭帶嚎，「西荒地」的農道上看不見一個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緒十分複雜：時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體浮腫到了什麼程度。見面該怎麼說第一句話？她性格比我堅強，一定不會掉淚；而我則難以保證這一點，因為此時此刻我的酸楚淚水已經與雨水同流了……二十多華里的路，走了五六個小時，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時，雨停了。我到一個水溝旁洗凈腳板上的污泥，蹬上那雙解放牌矮幫綠球鞋，按著路人指點的方向，直奔女號的駐地。關於那兒的環境，事隔二十幾年記憶已經模糊了，外邊似乎有木欄狀的圍牆，在大門口的大值班是個年輕的姑娘，可能這兒絕少出現男性之故，當我出現在門口時，她覺得有些驚奇。
「你……」
我沒說來看張滬，先遞給她那封介紹信。她看完信彷彿明白了我的來意，對我說：「你先進來，我去稟報隊長。」
「她在嗎？」我追問了一句。
她知道了這個「她」的含義是誰，點點頭說：「下雨天，沒出工，正在學習呢！」
片刻之後，一個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隊長走出院子，她的背後跟著我妻子張滬。她比一年前更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