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初秋時節、我們才得以離開土城，奔往茶淀農場（勞改單位內部稱它為「清河農場」）。仍然和去塞外營門鐵礦那樣，列車一分為二，前幾節車廂坐的是公民，後幾節車廂拉的是囚犯。
跟去營門不同的是，我妻子張滬就在這塊土地上改造，命運也把我拋向這兒來了，這多少帶給我一點幻想的快意。列車過了天津以東的軍糧城、塘沽，鐵路沿線開始荒蕪起來。目光所及之處，除了鹽鹼灘外，到處是茅草和蘆葦塘。
這掛列車由於拉了我們這些特殊公民，車尾顯得超長，以致我們到站下車時，沒有站台可踩，路基是個斜坡，站立不穩的就要滾到坡下。腿腳不十分靈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塊打著滾兒下來的，他站起來拍拍塵土，看看周圍崗哨林立，不但有機槍，還有馬隊巡邏，便又耍開了半瘋。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崗哨及馬背上的士兵大聲吆喝「儀式可太隆重了，謝謝列隊歡迎！」
戰士沒有理睬他，帶隊的隊長卻訓斥他：
「你這老反革命，不老實銬起你來！」
押送囚犯的勞改幹部，衣里總是要裝著幾副「鐲子」的，在這漫荒野地里下車，手銬對囚犯起著威懾作用，行車途中，前節車廂中有個扒竊犯想跳車逃之夭夭，就「咔嚓」一聲被戴上了「鐵鐲」，然後以他作典型，到各個車廂去作示範。待到從火車轉乘大卡車時，三個武警表演裝車絕技，一人抓住帶銬人的後衣領，另一人抓住他的雙腳，像往車上扔一麻袋糧食似的，在下邊悠了幾下，便狠命往車廂板上一扔；這時第三個武警，趁勢向上一托，那個逃號就被擲到了卡車上，身體撞擊車身發出「嗵」的一聲巨響。
這兒是方圓幾十里地的一個勞改農場，裡邊關押著萬名左右的各種類型的囚犯，是北京市的最大勞改點之一。解放前這兒曾是海盜出沒的地方，解放後犯人在這兒開始了勞役性的屯墾，到了我們去這兒服勞役的1961年，裡邊已是崗樓和鐵絲網交錯，稻田、葡萄園和茅草、野蒿相織的勞改「聖地」了。
「聖地」二字是我們用的形容詞。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環境。這兒遍地長著鐵杆蘆葦，特別是被稱之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見蘆葦不見樹，只見鹼蒿不見土，是個混沌待開的自然世界。要是單從空氣新鮮這一點來說，這兒理應屬於第一流的休養聖地。東半球由於囚犯開發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鎮的規模，有一個造紙廠，有一座大葡萄園，葡萄園中矗立著一座白色的二層樓房（人稱「小白樓」），裡邊住著總場的政治委員，往西走不遠還有一所公安醫院，這醫院是為勞改幹部和囚犯而開設的。總場場部下設一個犯人劇團，梅葆玖、葉盛長、趙慧絹等名角，都曾是這個犯人劇團中的成員。著名古典文學教授文懷沙、作家孔厥也都在這東半球上服過役。
西荒地則是以阿拉伯數字排列的：有581分場、582分場、583分場、584分場、585分場和586墓地（著名美學家呂熒就埋在「586」的亂墳崗子中，本書第二部《折夢「桃花源」》中有所記述）。「581」到「585」一律是單一模式建築：幾排紅磚房，中間有一廣場。周圍挖有積滿污水的壕溝，壕溝旁編織著鐵絲網，以示楚河漢界。「586」沒有壕溝，死了的「大勞改」和「二勞改」在那兒獲得了自由，離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個個小木牌或豎起一塊紅磚，上邊寫著死者的姓名。
我實在無法估計大躍進後的饑荒，在這個偌大勞改農場究竟投下多麼濃厚的陰影。我最初的落腳點是「西荒地」的「583」，卡車剛剛開進壕溝包圍的院門，就看見衣衫襤樓的老號，在壕溝旁的垃圾山上扒拉著東西吃，他們抓起爛菜幫子和秫秸稈兒，在身上擦擦就往嘴裡送。他們對這些新號的來臨，顯得司空見慣毫無興趣，頭也不抬地像公雞刨食一般，在散發著臭氣的雜物堆上扒來扒去。
這個鏡頭對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對這一場面的記憶仍清晰如初。難怪營門鐵礦那些老號談起去農場，懼之如臨虎口呢！按說這兒是生產糧食的地方，理應吃飽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們，晚上領到的「進口貨」是兩個鴨蛋般大小的「紅色窩頭」，它不是紅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窩頭爽口，吃第三口覺得順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時一個小窩窩頭就光了。兩個小窩頭下了肚子如同沒吃一般，在營門鐵礦不知飢餓滋味的我，頭一天就受到了飢餓的威脅。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湯，裡邊有幾條像蚯蚓一樣的麻繩菜，喝到最後缸子底部沉澱下一層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潑掉了它。
幾個老右重新回歸到五毒混雜的隊伍當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個組。肖乃信和我分開了，但還在一個中隊。領隊出工的兩個小隊長皆為在這兒改造了兩年多的右派，一個叫朱誠，另一個叫徐洲。朱誠原是北京市某小學的小學教師，人長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區某中學的音樂教師，人很溫良恭謙。掌管我們的勞改隊長姓劉，部隊轉業軍人，共和國之初曾經入過朝；教導員姓姚，老號們偷偷叫他「姚菩薩」，從綽號中可見他對勞改分子並無惡跡。但這些幹部都不足以改變我們的處境，劉隊長說的一句口頭禪是：「我相信黨處理你們是正確的（先給自己支撐起保護傘），就是有處理不當或個別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這兒老老實實地勞動改造。這兒是執行單位，誰鬧事懲處誰，准消極混泡收拾誰！」話雖說得過於粗魯一點，實際上就是那麼一回子事。
我們隊屬於大田隊，乾的是挖溝開渠一類的活兒，間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砍高粱。到這兒不幾天，就聽見一件這樣的事兒：有兩個萊園隊新號，偷拿黃瓜帶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顫，甲和乙各把一條拉秧的黃瓜，塞進對方的肛門裡去，以躲避回宿舍時的檢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還有能識破這種下流手段的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積極分子」承擔），這兩個人被脫下褲子，從肛門中各被拽出來一條黃瓜。乍聽到這條新聞時，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後被萊園隊的一個老右證實——他親眼目睹了這個悲涼場面。
「黃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當時勞改農場的飢餓程度。說起來也很好笑，我和杜高（「二流堂」吳祖光小集團成員）所以能在農場里螻蟻般的人叢中相見，也是飢餓當了我們的引線。一天黃昏收工後，我照例拿著我的飯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飯，當我從那扇小窗口拿到兩個白薯面窩窩頭和一碗菜湯，匆匆往宿舍走時，發現了一個面孔消瘦的年輕人，一邊跑著一邊往嘴裡填塞著窩窩頭，一個長著螳螂腿的人，在後面邊追邊喊：「喂！你站住——」
「嘿！他搶走了我的窩頭了！」
「大夥截住他。」
我頓時明白了。前頭的那個年輕號，是搶了後邊那瘦漢子的晚餐。雖然這兒賊多如牛毛，但在飢餓年代搶吃別人那口飯，仍然是眾矢之的。於是有人奔了過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隨著大夥朝那搶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漢子和眾人趕到「小強盜」身邊時，他已經把兩個白薯面小窩頭都填進了肚子，並可憐巴巴他說：「我得了浮腫！等腫到肚臍眼，我這條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實在餓得受不了啦！你們願意打就打，願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幾個年輕號上去揍他！可這瘦漢子長嘆了兩口氣，把年輕號給攔了：「算了！算了！我餓一頓認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窩窩頭來了！」
我突然發現這個又黑又瘦的漢子很面熟，片刻的回憶之後，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認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尷尬。昔日在北京文壇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藝的劇作家，居然在這裡見面了，那搶食的浮腫號當了引見的紅娘。荒唐？是夠荒唐的，怪誕？這見面的場景就是一幕時代的怪誕戲劇。一個瘦弱的書生沒有保衛那一口食的本領，被人嘴邊奪食之後，還去阻攔別人不要毆打那個搶食的人，這可能是知識分子區別於其同類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倆才開始敘舊。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發配到興凱湖農場去了。中蘇關係惡化的大背景，使得興凱湖凡屬右字型大小的，像候鳥南飛一樣，離開了那冰鋪雪蓋的世界。到清河農場之後，老右就化整為零，分散在了東、西兩個半球的各個勞改分場。其中文藝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記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傑，中央工藝美院的何雁嗚，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導演巴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張權的愛人、男高音兼指揮莫桂新，本來也應隨候鳥南飛的，但是在興凱湖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他死在那塊苦難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亂墳崗叫太陽崗，多麼輝煌而美好的諷刺，囚徒死後才能得到太陽的照耀，真是個絕妙名字。那兒臨湖風光十分秀麗，小小土丘一字排開，上邊插著一塊塊小木牌：勞教分子×××之墓。後來乾脆用紅磚代替了木牌，紅磚上用白粉筆書寫上死者的姓名，一場大雨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就成了無名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