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首當其衝揪出來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畫家李濱聲、小品文家楊凡（即劉波泳，他在鳴放期間發表了雜文《灶王爺的小本子》，曾納入《掃帚集》出版）。美術組只有女畫家陳今言逃脫，其他幾個畫家：王復羊、駱拓、鄭熹、李濱聲皆戴上了右帽。農村組裡記者丁紫、編輯徐鍾師和我全軍覆沒，一律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張滬也被劃為右派分子。鳴放初期，她曾轉達過岳丈對我的忠告，她一沒有寫小說，二沒有寫雜文，三沒有報道過「煽風點火」的文章，四沒有向黨提出什麼尖銳的意見。但她也劃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對鳴放並不熱心，她是跑高校的記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採訪各大院校，晚上歸家照顧沒滿周歲的兒子。稍有閑暇，就打開那部被她翻爛了的《紅樓夢》。她酷愛《紅樓夢》，常常背誦幾句 「夢」中詩句，並向我講述這部書的深厚藝術功力——因為我在年輕時不喜歡讀這部書。
也真是該著。那天，她去高校採訪歸來，穿過麻線衚衕回報社時，一輛小卧車從她身旁風馳而過，輪下揚起滾滾黃塵（當時北京的許多條衚衕，還沒有鋪柏油），使得她無法逃避黃塵洗面之災。回到報社文教組後，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舊詩，在小黑板上謅下了這麼幾句：「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
這幾句歪詩，充其量不過是宣洩她對黃塵洗面的不滿，儘管其中摻雜了少許黑色幽默和反差度很大的對比，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含義在內。但是這幾句歪詩成了導火線，有人揭發張滬在黨內曾提出過「五一節搞大規模的遊行實屬勞民傷財」之類的意見，這些意見和黨外右派分子互相呼應。牛唇不對馬嘴的荒誕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確定成右派分子。她十足年齡16歲時，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在國民黨瘋狂大逮捕、大屠殺時，她曾經奉地下黨之命，參加學生「反繳費運動」，被國民黨抓獲後，國民黨特務看她個頭太小，實在不像個共黨分子，便脆脆地賞了她一記耳光，把她轟出特刑廳。地下黨為了保護她，把她送往了蘇北解放區。這場災難使她很傷心，但她外表又極其冷靜，她照常挺胸走路，沒有其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負罪之感，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廁所，在馬桶上仍然翻著《紅樓夢》，這一鏡頭被那位美術組裡惟一逃脫右派厄運的女畫家看在眼裡，在大樓樓道里畫了她一幅漫畫，把她畫成一隻長著長長尾巴的狼，說她是死不認罪的右派。這下，可激怒了她，她氣憤地對我說：「我接受說理批判，可不接受這樣的侮辱，我要叫她把這張大字報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風浪面前更為膽怯，規勸她說：「吞下這口氣吧！這是政治運動！」
「她為什麼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許是怕把她也划進右派圈子，這是可以理解的。」我說，「這種心理狀態，和右派一樣可憐！」
「不是可憐，是可卑！」她高聲喊著。
她這種嫉惡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長的改造歲月中吃了不少虧，這是後話。但在當時，我還沒有被定成右派，權衡利弊關係，她還是吞下了這口氣。但她屢屢向我表示，要把侮辱過她的人，記上一輩子！
我沒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日子裡，我只希望像一隻被人遺忘了的土撥鼠那樣，在幽暗的洞穴里躲過這場雷暴。但幻想終究取代不了現實，文藝界的泰斗們首先被報刊點名了：艾青、丁玲、馮雪峰、鍾惦棐、江豐……接著，北國的神童作家劉紹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員方之、陸文夫、高曉聲等被點名示眾。雖然報紙上尚未直呼他們為右派分子，但在批判文章中，無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稱呼。按照50年代的階級分析法，龐雜紛亂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兩大營壘，「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聖的標誌，取締了 「同志」稱呼，當然就意味著是敵對分子了——對此，我感到不寒而慄。
文壇皆知，我和劉紹棠是孫犁的得意門生，又是性格相異但親密無間的文友，真是在劫難逃了。一天，領導報社反右鬥爭的五人小組成員之一、總編輯周遊同志，約我去辦公室談話。我以為給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冊的時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擊鼓，遲疑著不想去推總編輯的房門。
門開了。他嚴肅地坐在一張棕色的大寫字檯後面，面色冷峻地對我說：「你最近怎麼樣？」
這句話問得很籠統，但我知道他所要問的是什麼，便回答說：「我正在考慮自己發表過的東西，是不是有……」
「應該這麼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臉上並無讚許的表情，「盡量避免摔大跤子！」
是暗示？還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盤算起來。周遊原是延安魯藝的學員，打得一手好橋牌。他很愛才，我被從郊區青龍橋小學調到報社，據說就是因為他讀了我發表在《文藝周刊》上的一篇小說，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關卡，讓我來當編輯、記者的。1956年我寫長篇小說《南河春曉》時，是他批准的創作假；該年年底，我請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例地為我開的綠燈。當我請求當專業作家的報告遞到他案頭上時，他找我談話說：「你年紀太輕，經受的鍛煉還太少；專業創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關係還留在報社吧！」因此，我成了惟一一個身在報社卻以文學創作為業的編輯、記者。既是報社寵兒，又是同輩人妒嫉的對象。我很敬重這位前輩，常常越級找他去聊天，那時他談笑風生，完全是一個寬厚長者。但此時他坐在寫字檯後面，卻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檢查自己的文藝思想。」我說。
「對。完全對！」他再次表示讚許，但依然蹙鎖雙眉。
「還有事嗎？周遊同志！」
「現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覺得上絞刑架的時刻到了，我等待命運的宣判。
「你暫時離開報社，到京郊農村參加『社教工作』去吧！馬上就走！」
我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時反右鬥爭已開展得如火如荼，每個單位都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遊居然叫我到農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屬非常之舉。回到家來，我向妻子詳述談話內容，她說：
「這是有意保護你過關！」
「出於愛才？」
「可能吧！你是他調來的。」她分析著，「再說，咱們這個四口之家，已經有我這個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們或許不忍心再給你戴上這頂鐵帽子！」
「阿彌陀怫——」我暗自慶幸我身後有個保護神。
「但也未必能保護得了你。」她說，「他只是『五人領導小組』中的五分之一，其餘那五分之四，還是個問號呢！」
不管怎麼說，我在困境中看見了一線生機。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車去東郊高碑店鄉「社教工作組」報到。我被分配和東城區婦聯一個同志到農業社所屬的各個生產隊去調查。我拚命地工作，與其說是為了積極表現，還不如說是以繁忙的工作壓抑內心的忐忑不安的情緒更為準確。我最怕黑夜的寂靜，躺在床上總是久久不能入睡，就連水塘里的陣陣蛙鳴，都能使我聯想起批鬥右派時的激昂口號聲。還好，睡在同一頂屋檐下的同志，都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夢，並沒發現我這個輾轉反側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婦聯同志，對我白天連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裡幹什麼去了？」她單純、開朗、活潑，對於我這個瀕於右派泥沼人的心情，毫無所知，「你聽早晨的新聞廣播了嗎？又揪出好幾個文藝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吳祖光，叫什麼『二流堂』小集團。」
我苦笑著應聲：「是嗎？」
「你怎麼不關心重大的階級鬥爭？這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大事！」她以戲謔的形式，向我袒露著一個女青年的心聲。
「只要聽不見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誠。
「不會。來工作組的都是機關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個右派，領導不會派你來搞社教。」她充滿信任地對我說，「不過，你們文藝界確實是右派的老窩，有個叫劉紹棠的膽敢反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是狗膽包天！」
哪壺不開她提哪壺，使我在尋求安寧中，失去心靈的安寧。其實，這並不是她的過失，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女學生，生活在她眼裡永遠是藍天。她似乎沒接觸過農村，對這裡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鮮，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著，唱起50年代青年們喜歡唱的歌：
我騎著馬兒過草原，
青青的河水藍藍的天……
這支歌使我格外惆悵和茫然。據我所知，這首歌的詞作者馬寒冰同志，在鳴放乍起之時，曾與陳其通等四人，聯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捍衛文藝路線的文章，結果受到毛主席嚴厲的批評，指出文章是「左」傾，不利於鳴放，馬寒冰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