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報》剛剛發表《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報》又刊登黨中央整風指示。就在文章墨跡未乾之時，毛澤東在 5月15日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8日毛澤東又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文件；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至此，知識分子的苦夏開始了。
1957年的早春時節，知識分子還沉溺在科學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春浪之中，中國幾百萬立志振興中華的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於3月12日《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當時的講話，不是後來發表出來的修訂稿）欣喜若狂。事態的急轉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們蹣跚著踏上條條風雪驛路，才開始琢磨出「陽謀」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義。
大夢醒來遲。他們在改造生涯中泯沒著報效民族的才情，磨損著人生中最寶貴的年華，還要不斷地寫著喊著：
「反擊右派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
「我不該反黨，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誠。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當場就表示了抗議。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報》一個名叫徐鍾師的普通編輯——《走向混沌》三部曲理應從他落筆。
當時，我雖然已經步入文壇，但行政關係還留在的《北京日報》。記得，批鬥徐鍾師的大會召開時，正是「香山紅葉色更濃」的晚秋時節。我坐的地段，是右派專席。有漫畫家李濱聲，畫家王復羊（原名王復祥）、駱拓，鄭嘉，小品文家楊凡，記者、編輯梁沙軍、李道一、唐錫陽、張穆舒、張滬（我的妻子）、丁紫（徐鍾師妻子）、趙筠秋、辛大明……雖然，此時我們已經是被當成老虎打過的死貓了，仍被會場的莊嚴氣氛所威懾。
徐鍾師是年長我一輪的老編輯了，我和他在一個記者組裡共過事。他工作兢兢業業，平日沉默寡言，是報社裡最不顯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來，被當作挖出來的右派分子。
他走進會場，頓時使我吃了一驚：昨天他低頭走路時，濃密的頭髮還披在額角；此時昂首站在審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蘆頭。老徐不但剃光了頭髮，還刮凈了臉上的鬍子。特別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脫去平日皺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這樣的大會上，穿起中式蜈蚣扣兒的藍布褲褂。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於鬚眉之間。會場死寂了幾秒鐘後，沸騰起來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沉默。
「你是蔑視反右鬥爭！」
還是沉默。
「打垮徐鍾師的猖狂反動氣烙！」口號在會場轟鳴起來。
一呼百應，連我們這群人中也發出討伐之聲。
「先整他的態度！」
「叫他低頭！」
「這老右派是花崗岩腦袋！」
我的心怦怦亂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蒼白如紙，嘴唇連連翕動。情緒沸騰的會場，淹沒了她的聲音。她焦急、尷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為徐的態度極端惡劣而使會議中途夭折。當憤怒的群眾舉著拳頭高呼「打倒」、 「嚴懲」之類的口號時，徐鍾師竟然連連拱手抱拳，微笑，向群眾致謝：「感謝各位關照！感謝各位關照！」沒有幾天，徐鍾師被送勞動教養。案由么，據說是同意大右派儲安平的 「黨天下」謬論，態度惡劣至極。
其實，批鬥徐鍾師時，已至反右後期。但在當時，他是我們中間處理最重的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是，報社剛剛落成不久的四樓禮堂，是以新聞工作者協會集會，聲討劉賓雁的右派罪行——劉賓雁的好友戚學毅，以跳樓表演了「士為知己者死」——為開端（當然他的死還有其他原因）；徐鍾師又以嘲弄反右會場，作為報社反右鬥爭的收場。
1957年的初夏來得特別早，剛進6月，禮堂就已悶熱如蒸鍋。鬥爭劉賓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後排靠窗戶的地方，已熱汗淋淋。高高個兒大鼻子的劉賓雁，站在批鬥席上不斷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組成的討伐聲，正在大禮堂里回蕩之時，突然坐在我前幾排座位上的一個男人，離位站起。當我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時，他猛然登上四樓窗檯，像高台的跳水運動員那樣，魚躍而下。麻線衚衕一個挎著籃子買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墜的龐然大物嚇得坐倒在路旁。
會場亂了。樓下亂了。街上亂了。
會議被這突然事件所驚呆。儘管掌握會場的主席，驚愕過後以精闢的語言指出這是反動分子干擾對劉賓雁進行批判的醜惡表演，說了些「物以類聚」、「兔死狐悲」之類鼓動戰鬥情緒的話，但大會會場仍然被戚學毅之死蒙上了一層陰影。
血——我探頭往下看時，看見了鮮紅的血。
我頭腦里總是盤旋著他邁上窗檯，縱身跳向漠漠大氣的姿態。
我垂下頭。我捂上臉。
我不敢走出會場，也不能再探頭下望。但耳朵里傾聽的不再是那些義憤的討伐之詞，而在用全部神思傾聽樓下街道上的嘈雜聲音。
我希望他還活著。我希望他僅僅跌斷了雙腿。
但是，我聽到有人在樓下呼喊：
「這個傢伙為右派分子殉葬了！」
（《走向混沌》第一部問世後，戚學毅之侄曾從浙江寫信給我，對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年之舉表示敬意。同時，他言及其叔之死，不僅僅是「士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內涵，是對五七年反右——整肅知識分子的抗議。）
我是個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學創作上充滿自卑。文聯開會，多坐在角角上；單位組織去香山旅遊，我永遠坐汽車的最後排。我覺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氣，因而常常是沉默寡言。我喜歡音樂，但不會跳舞。然而1957年的強颱風，硬是使我像樹葉跌進旋渦，並在這個舞池中旋轉起來。 維熙：你何日歸京？五十年代第七個春天，將是文藝的璀璨季節。毛主席明確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的文學藝術，或許能進入一個繁榮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劉紹棠寫來的。記得，當北大荒的信使把這封信交到我手裡時，我正在荒地上和北京墾荒隊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戀北國，尤其喜歡那冰鋪雪蓋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秋和1957年初，兩次奔赴銀裝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時，我的小兒子剛剛滿月，我親了親他毛茸茸的額頭，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到底是紹棠信中喜訊的「蠱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還是夢中小兒子的笑靨，勾起了我的鄉思？至今已無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車輪聲中，我返回北京來了。離開荒地時，木柈子和草辮子搭起的低矮房檐上，冰錐開始融化，但藍瓦瓦的晴空上，還看不見天鵝和鴻雁北歸的影子。車老闆（我已回憶不起他的姓名）搖著大皮鞭子，一輛四掛套的馬車送我到了邊陲小鎮鳳翔。
歸來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廳聽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錄音講話，那是一篇充滿了民主精神的講話（與後來收到「選集」中的講話文稿，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知識分子莫不為之雀躍歡呼。回家後，我向妻子張滬（《北京日報》記者）轉達講話內容，她卻給我潑了一瓢冷水：
「你們搞文學的人最愛感情衝動。」
「講話確實是劃時代的嘛！」我辯解著。
「鳴和放似乎還不是目的。」她說。
「當然。目的是向科學進軍，加速新中國的建設速度。」
「你還是不要那麼狂熱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當這是她的判斷，因而並沒在意。但是，她又鄭重地提示我： 「這是我爸爸叫我轉告你的。」
這對我說來深感突然。岳丈張宗麟是1927年的老黨員，在白色恐怖中丟了黨的關係。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門生之一，為了振興幼兒教育事業，大學畢業後捨棄了有優厚待遇的工作，主動去當了幼兒園的男「阿姨」。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創舉。30年代中國第一次編輯《魯迅文集》時他任經理，他摯愛中華民族，並獻身於中華民族。30年代，藍衣社的特務對他下達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聖地延安，重新入黨，任北方大學文教學院院長。這樣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難道對毛主席的講話持有異議？
「爸爸經歷過1942年的整風。」她說。
「1942年整風和1957年鳴放有什麼關係？」
「爸爸沒說清楚，反正你謹言慎行就是了。」她重複了剛才對我的告誡。
我很惶惑。當時我是個心中無邪的純潔青年，像許多50年代的年輕人那樣，把毛澤東當成偶像崇敬。新中國剛剛成立後不久的一個國慶節，我戴著校徽，和同學們一起，凌晨3 點就到指定地點——南長街集合，等待通過天安門時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