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刺後的汪精衛表面有所收斂，實則卻把親日言論加緊付諸實施。據戰後披露文件表明，起初蔣介石對於在香港秘密進行的中日和談暗中控制，談判代表必須分別向蔣、汪進行彙報，只是到了後來形勢變化，蔣介石窮於應對戰爭，黨內大權旁落，談判渠道逐漸為汪精衛所控制，才有了後來的高宗武秘密訪日、上海「重光堂會談」和轟動一時的汪精衛出走事件。
與烽煙四起的抗日戰場相比，在香港秘密進行的中日和談幾乎可以用「慘淡經營」來形容。中方代表高宗武赴日談判的答覆被日方一拖再拖，變得遙遙無期，日方態度變得越來越沒有耐心，越來越傲慢無理，說明日本人正在對談判失去興趣。檢討對日戰略，汪精衛認為抗戰惡果已經全面顯現出來，同強大的日本人拼武力無異於自取滅亡，這個慘痛教訓難道不是為抗戰十個月來的嚴峻形勢所證明嗎？因此抗戰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回到談判桌上來，哪怕再屈辱的條件也必須接受。中國歷史上「卧薪嘗膽」、「韜光養晦」的例子不勝枚舉，即使偉大的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和滿清鐵騎入關，最終不也被大漢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潛移默化地同化了嗎？因此中國軍隊再不可主動出擊，不要刺激日本人，避免出擊越多失敗越快。
這就是汪氏三大政治主張之一的「和談救國」論。
但是昨天江對岸的武昌軍委會再次傳出風聲，中央軍又要主動出擊，在中原地區打一場大規模戰役，令汪精衛心情陡然涼了半截。由於沒有軍權，汪精衛說話不算數，對軍人奈何不得。但是指揮不了軍隊不等於坐視不管，汪精衛強忍傷痛，下令召集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委開會，準備問責大權獨攬的蔣委員長。他決心針鋒相對捍衛黨權，與蔣介石軍人集團鬥爭到底。但是通知發出去卻只有半數中政會委員到場，原來軍隊實行沿江戒嚴，輪渡停開，許多人無法過江來出席會議。
孫中山在世制定「以黨治國」的基本國策，從理論上說國民黨中政會當是最高權力機構，以此體現黨的一體化領導作用。問題是蔣介石掌握軍隊，軍人才不管你什麼鳥委員會，槍杆子就是一切。汪精衛不得不費了很多口舌才在中政會上通過一份決議，要求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委員會在進行重大行動之前須向中央進行彙報，批准之後方能實施，否則就是藐視黨中央。不料一江之隔的武昌軍委會卻拒絕接受，軍人輕蔑地把決議文本退還給秘書處，而且不附加任何解釋。幾天之後中央黨部秘書竟然在街頭挨了一頓暴打，警察局破不了案，只好不了了之。汪精衛吃了啞巴虧，打落牙齒往自家肚子里咽。
抗戰初期的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汪精衛暗中磨刀霍霍，隱藏在抗戰陣營待機而動。汪氏多次對人提及，有朝一日上台執政，第一要務就是清洗軍隊，將槍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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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稱「天下第一師」的中央軍第八十八師龍慕韓師長接大本營命令，十萬火急轉進豫東，投入圍殲日寇第十四師團的戰鬥。
龍慕韓，字漢臣，安徽人。黃埔一期畢業，陸軍中將，出身官宦世家，「祖父為其取名慕韓，乃仰慕公卿聖人韓非子之意也……」。據《黃埔同學志》載，龍慕韓學業優異表現突出，升任學兵第六分隊長（見習少尉）。當時黃埔軍校學術氛圍濃厚，經常開展外軍戰術理論研討活動，龍慕韓是堅定的擁德派，他撰寫多篇論文雄辯地論證德軍戰術的先進性，並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指出如果不是某些不可預測的因素介入，奧匈帝國必將擊敗英法聯軍。結論是中國軍隊應向德國而不是蘇俄學習，強大國防才能禦侮於國門之外。
學生觀點引起校長蔣介石的注意，他不僅在百忙之中親自閱讀學生論文，還單獨召見龍幕韓對其大加鼓勵。此時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關係處在同床異夢的微妙階段，蔣介石暗中控制軍隊，在黃埔軍校大力培植個人勢力，因此龍慕韓一躍成為校長的得意門生，後來被校長親自點名留校任教官。此後龍慕韓刻苦鑽研軍事，短短几年時間從少尉教官升至中校副總教官，成為當時有名的戰術理論家。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龍慕韓結束教官生涯，追隨原黃埔軍校教務長張治中將軍開赴上海前線作戰，任第八十八師上校團長，他把課堂上的戰術理論運用於實踐，從而開始鐵馬金戈的戰場之旅。
隨著國民政府大力推進軍事改革，第八十八師率先完成現代化改造，成為中國軍隊中一支獨秀的 「德式師」。1937年抗戰爆發，第八十八師先後參加震驚世界的淞滬大決戰和南京保衛戰，浴血奮戰重創日軍，而龍慕韓因為作戰英勇指揮有方，連續升任少將旅長和副師長，不久又成為這支軍威赫赫的「天下第一師」 中將師長。
接受大本營任命當天，正在前線的龍慕韓接到一個特殊電話，那是遠在千里之外的校長親自從武漢打來的。蔣介石語重心長，對學生諄諄教導勉勵有加，龍慕韓聽到領袖聲音，「如聞天音，不禁聲淚俱下」，誓言決不辜負校長教誨，披肝瀝膽報效國家，馬革裹屍再所不辭。
1938年5月，日軍第十四師團偷襲中原腹地，威脅隴海鐵路，第八十八師中止在河南洛陽的布防任務，因有第二六四旅已在民權附近投入戰鬥，龍師長火速率領直屬部隊和第二六二旅搭乘軍列，星夜兼程開進豫東前線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