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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樊建川是個抗戰文物收藏家。
他在聞名全國的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近旁建起佔地數百畝的「建川（私立）收藏品博物館聚落」，投資達數億元，其中規模最為宏大的當數抗戰博物館，分為「共軍抗戰館」、「國軍抗戰館」、「美軍館」、「日軍館」、「漢奸館」、「俘虜館」等，館藏文物展品達數十萬件，其規模已經超越國內同類博物館，堪稱首屈一指。
建川博物館還珍藏有大批從日本和海外搜集回來的戰爭資料，包括書刊、畫報、專輯、專刊、號外、報紙、宣傳畫、政府文件、軍方文件、命令、電報以及日軍官兵的戰地日記、書信、照片、作戰記錄等等，簡直就是一座研究日本侵華罪證的檔案文庫。對我來說，這些戰爭文物彌足珍貴，因為它將為我重新審視那場金戈鐵馬的抗日戰爭提供另一種視角，那就是循著日本人的眼光讀解戰爭，使我得以找到許多隱藏在戰爭背後的事實真相，揭開一些至今仍然困惑著我們的歷史謎團。為此我要格外地感謝博物館主人樊建川，他破例向我開放這些尚未對外公開的歷史資料，朋友C君是個日語教師，他志願擔任我的翻譯，使我得以進入大半個世紀以前作為我們民族兇惡敵人的日本人的戰爭世界。
資料記載，「支那事變」（即「七·七事變」）發生之初，日本各大報刊爭相派出隨軍記者（或特派員）多達二百餘人，其中僅《朝日新聞》一家就達八十餘人，日本軍方也緊急招募或者培訓戰地記者約一百名。這裡需要加以說明，隨軍記者同戰地記者並非一回事，隨軍記者是隨軍採訪的記者，身份還是老百姓，而戰地記者卻是軍隊編製，換句話說就是做記者工作的軍人，隨時都要拿起槍來戰鬥。隨著中日戰爭擴大以及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戰地記者激增至二千餘名，這些主要以筆和照相機為武器的日本軍人轉戰中國乃至亞洲戰場，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操縱輿論和蒙蔽民眾的主要宣傳工具。
當時日本軍方稱其為光榮的「筆部隊」，而戰地記者就是所謂「筆武士」。
我查閱戰爭初期在日本影響最大的幾家報紙雜誌，比如《支那戰爭周刊》、《大東亞聖戰特輯》、《每日前線快報》以及《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等等，都能讀到戰地記者發自中國戰場的消息、報道、特寫、通訊、紀實等等文章，可以想見這些躊躇滿志的「筆武士」是怎樣活躍在侵略和屠殺中國人民的戰場上。比如一個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戰地記者在回憶自己走上戰場經歷時寫道：戰爭爆發……中學生是多麼富有理想啊！一唱起國歌，渾身的血液就像是熊熊燃燒的火焰……我和河邊君、野島君都是好朋友，本來野島君要到歐洲留學，河邊君很有希望加入職業俱樂部，而我父親則希望我繼續上大學深造，但是我們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光榮入伍……體檢時我們三人都達到了甲等一級，我們真是幸運者啊……記得那時候女同學私下裡都很羨慕我們，我收到過「此去必如盛開的櫻花之飄逝」的美好祝福……（《聖戰之路·大東亞聖戰特輯之九》）
我深感震驚，這樣一場野蠻、血腥和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在日本記者眼裡卻是那樣令人嚮往，充滿神聖的獻身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我相信這恰好就是日本天皇和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罪惡之一。事實上整個二戰期間，充斥日本國內美化侵略戰爭的絕大部分戰地報道和照片都是出自這支「筆部隊」的所謂赫赫戰果，至戰爭結束，在戰場上「玉碎」的「筆武士」多達數百人。在我大量查閱日方資料過程中，這個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戰地記者屢屢引起我的注意，因為該記者在中國戰場不僅表現異常活躍，從戰爭爆發到次年，他在日本國內主要報刊上發表戰地報道和通訊文章多達數十餘篇，而且他的報道內容主要為華北戰場土肥原第十四師團所謂「戰績」，據此推斷他應為派駐該部隊特派專員（記者）。
我大喜過望如獲至寶，因為第十四師團恰好是豫東戰役的日軍主力，也就是我在本書中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兇惡敵人。中國方面迄今所能發現有關第十四師團在這一時期活動的歷史資料不僅相當有限，而且大都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該記者最後一篇戰地報道發自「中支那」即今天的河南省，時間為1938年6月，內容是土肥原部隊攻佔開封城，此後「清水岩太郎」 的名字即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猜測只有兩種解釋比較合理：一種是因故去職，不再擔任戰地記者。另一種就是「玉碎」，也就是死了。
作為侵略軍組成部分的「筆武士」以筆作刀，起到揮舞屠刀的日本武士難以起到的美化戰爭和毒害日本人民心靈的作用，但是如今這些「精神戰果」卻作為不容抵賴的鐵證把日本侵略者牢牢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為我們重新認識過去那場戰爭提供新的事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