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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採訪盧老先生完全是由於朋友卿光亞的引薦。
卿光亞父親卿雲燦老將軍畢業於黃埔五期，官至國民黨中將軍長，生前為重慶參事室參事。卿光亞得知我正在寫作一部有關豫東抗戰的長篇作品，他對我說，你去採訪盧老先生吧，他正是你需要的人。
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春，我敲開重慶盧老先生家門。
盧老大名盧繼東，河南鄧縣人，重慶參事室參事。我面前這位九十二歲高齡的老人是個標準的職業軍人，他身體硬朗，腰板挺直，性格率直，記憶力驚人。盧老告訴我，他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及南京陸軍大學參謀班，抗戰期間轉戰華北戰場和中原戰場，歷任第一戰區鄭（州）中（牟）河防守備及陝（州）靈（寶）閔（鄉）河防守備司令部作戰科長，黃河決堤的花園口、中牟趙口均在其管轄職權範圍以內。盧老1949年參加起義，曾任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教官。
盧老說，抗戰前政府實行義務兵制，抗戰之後才改為招兵制。軍隊豎起招兵牌，就有愛國青年和吃不飽飯的窮人來當兵，當然也有抓來的壯丁，總之成分比較複雜。那時候有的隊伍規定新兵晚上睡覺不許穿褲子，當然不是為了講衛生，而是防止新兵逃跑。
打仗時子彈還是很充足的，每個士兵都有百十發不等，如果力氣大還可多背一點。但是炮彈卻很少，其他重武器基本沒有。當兵的人，一天只吃兩頓飯，有時常常要喝稀飯，吃不飽，穿得也不好，所以軍紀比較差。有的地方把過境軍隊的槍繳了，過境之後再發還軍隊，這樣尷尬的事情到處都發生過。
我問：士兵戰死有何待遇？
盧老回答：當兵的人最可憐了，一旦戰死疆場，既沒有撫恤金，也沒有陣亡通知書，當然更談不上什麼烈士待遇等等，有的長官甚至連士兵姓名歲數都弄不清楚。下場好一點的找民工掩埋，算是入土為安，打了敗仗那些屍體就全扔了，聽天由命吧。相反各級長官都要斂財，方法就是吃空缺，比方一個連有一百二十人編製，實有八十人，那四十人的空缺就被連、排長裝進腰包里。
「七·七事變」時，盧老駐防北平，他說第一次遭遇日機空襲，中國守軍隊沒有高射機槍，日機就肆無忌彈橫行天空。日本飛機一直飛到電線杆那麼高，追著人群掃射，連飛行員的臉都能看得清楚。
在地面上，日本坦克更是橫衝直撞耀武揚威，步槍機槍對它根本不起作用，相反坦克炮火倒是很兇。那時候中國軍隊沒有平射炮（戰車防禦炮），對敵人坦克束手無策，所以一見到坦克只好拚命逃跑。盧老說，直到抗戰後期的1944年他才第一次見到平射炮，中央軍一個軍才配備四門。
另一位炮兵專家廖季威老人告訴我，蔣介石政府從1938年在湖南組建戰防炮團，但是因為數量太少，難以對付敵人坦克。
我想起一個問題，二戰期間各國的陣亡將士都有統計，有名有姓，備有檔案可查。當了戰俘的，也有戰俘名單。猶太人被殺害六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受害者都有記載，好讓後人紀念。可是中國究竟陣亡多少軍人，多少民眾死於戰爭？還有多少官兵成為敵人戰俘？其中遭到日本人殘酷殺害有多少，生還多少？還有大批戰俘被運往日本做勞工，後來下落不明，這些人數共有多少？中國何以一本糊塗賬，以至於今天連起訴日本戰爭罪都難上加難？
盧老搖頭嘆息，苦笑不答。
光陰荏苒，發生在上個世紀的抗日戰爭已經成為一段遙遠的歷史，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數戰爭親歷者和當事人未能說出真相就去到另一個世界，把許多遺憾和謎團留給後人。值得慶幸的是，1938年的抗日軍官盧繼東親自參與和見證當時那場震驚世界的黃河大水事件，當他老人家跨越將近一個世紀的滄桑歲月來到我的面前，就成為帶領我走出歷史迷宮的一座醒目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