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年（1921年），張松樵力排眾議，決定斥巨資購買英國最負盛名的「布拉特」牌紡機。當時英國名牌紡機價格比日本紡機足足高出一倍，且附有種種壟斷供貨的苛刻條件。許多人對此不理解，他們說張先生您何必非貴不買呢？難道您樂意花冤枉錢嗎？張松樵耐心向他們解釋說：東洋人模仿歐美人，所以東洋人是學生，他們的技術始終只是二流。我們不能圖便宜向學生學習，而要直接向老師學習。
為此他高薪聘請歐洲留洋歸來的留學生擔任技師，廣攬人才，工廠開辦短訓班，聘請洋工程師前來授課，老闆同員工一樣老老實實做學生。他還立下許多廠規，比如無論工人還是職員，進廠須經定期培訓，考試不合格者辭退；上工後仍須月月考核，考核不合格者辭退。他自己身體力行，將技術人員尊為上賓，一時間學習和鑽研技術在工廠蔚為風氣。
父親告訴我，武漢地區氣候炎熱潮濕，那個年代沒有空調，英國紡機落戶武漢水土不服，對產品質量影響很大。張松樵請來專家會診，摸索對洋機器進行本土化改造，後來他們加裝一種可以人工調控的蒸汽噴嘴，有效解決了棉紗斷頭的質量問題。生產實踐使張松樵大徹大悟，他認識到一切舶來品須經消化吸收，決不能照搬硬套或者「食洋不化」。他為此組織技師對生產流程進行全面改造，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當時裕華紗廠的競爭對手除了國內同行，主要是日本人開辦的「東洋布行」（紡織廠）。建廠之初張松樵便做出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在進口英國機器的同時購買部分日本設備和配件，由於有了採購機器的正當理由，張松樵就能親自前往上海和青島的日本工廠進行實地考察。這樣一來，他不僅摸清對手底細，還順手「牽」 回不少寶貴的生產技術和經驗。後來他又與中間商「泰華洋行」合作，於民國十二年（1924年）分兩批派遣得力助手肖老大等十多人前往日本留學，身份是「商業研修生」，專攻紡織技術和營銷策略。只是後來裕華紗廠全面崛起名聲大噪，如夢初醒的日本人這才連忙撕毀合同，中止與其簽訂的合作計畫，但是為時已晚。
張松樵獨到的經營策略和戰略眼光由此可見一斑。
至抗戰爆發前夕的1936年，武漢裕華紗廠的主力產品「紅賽馬」、「綠賽馬」 棉紗和「萬年青」 棉布均為當時國內家喻戶曉的國貨名牌，質量全面趕超東洋貨，產品遠銷華北、華南、西南以及南洋群島各國。國產紡織工業迅速崛起，國產紗、布的市場份額逐年上升，已經對東洋產品形成優勢，而裕華紗廠也從建廠之初的一萬紗錠擴展到四萬五千紗錠，布機五百台，工人達二千四百餘人，生產規模名列當時湖北省私營紗廠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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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一位神秘來客造訪了戒備森嚴的武昌東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訪註定要成為一根導火索，從而引得蔣介石大動肝火怒不可遏。
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來陶大使是個受人歡迎的尊貴客人，他不僅是德意志帝國駐華全權代表，同時也是蔣介石夫婦的私人朋友，為當時西方大國中為數不多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這位國民政府的老朋友卻並非為友誼而來，他不得不遺憾地照會蔣委員長，德國政府決定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團，單方面中止兩國之間所有合作項目，其中包括已經簽訂的購買軍火合同。
蔣介石當場憤怒地砸碎一隻玻璃水杯。
對於身陷困境的國民政府來說，德國人的背叛不啻於從背後插上一刀。1931年日本悍然侵佔東三省，站在中國一方伸張正義的國家既不是標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國，也不是社會主義蘇聯，恰恰是後來成為法西斯邪惡軸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國。德國政府給於中國全力支持，不僅派出軍事顧問幫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提高軍隊戰鬥力，還免費接收中國軍官赴德國受訓，出售以及無償提供德式武器和軍火援助，幫助中國政府制定對日作戰計畫等等。直到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中央軍擁有的先進裝備大多為德國製造。
但是這種國際援助並不能說明德國是個主持正義的國家，國際交往沒有是非，更沒有永遠不變的立場，惟一的原則是利益使然。當初德國人反對日本侵華，目的並非主持公道而是為了避免「使他們的戰略野心發展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希特勒語），也就是妨礙未來軸心國聯盟的全球戰略計畫，所以當「盧溝橋事變」爆發德國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據說希特勒親自帶口信給日本天皇，試圖說服日本不要在中國擴大戰事，而應將注意力用於對付「來自北邊的危險敵人——共產黨蘇俄」 。陶大使始終以雙方盟友的身份在東京與南京之間進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現和平曙光，東京方面同意停戰撤軍，和談眼看就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