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大使是個機敏而圓熟的職業外交家，操一口流利漢語，他按照西方習慣擁抱中國委員長。蔣介石微微皺起眉頭，但這只是一瞬間的表情，他的臉上很快堆出親切友好的笑容來，並向蘇聯大使祝賀「四·二九空戰大捷」的共同勝利。其實蔣介石並不喜歡這個長著一對藍眼珠的肥胖俄國人，他甚至不喜歡所有西方人，他始終認為西方人身上有種難聞的動物氣味。
蘇聯大使趕來是向中國委員長通報本國政府一項最新建議；為了切實保障中蘇戰鬥友誼牢不可破，斯大林大元帥和偉大的蘇聯政府建議向中國正式派遣軍事顧問團，以幫助中國軍隊更加有效地掌握蘇聯武器與侵略者作戰。這個建議將是蘇聯政府考慮向中國提供三筆共計二億五千萬美元貸款的前提條件之一。
委員長還是意味深長地微笑著，不過他的微笑開始變得有些僵硬，有些凝固起來。抗戰以來，只有少量蘇聯人被允許在中央軍里擔任軍事顧問，主要任務是幫助訓練中國軍隊掌握蘇式武器。但是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蘇共向一貫以反共著稱的蔣介石政府提供國際援助完全是出於形勢所迫，斯大林此舉決非出自國際道義而是從本國戰略利益考慮。因為俄、日歷史上為不共戴天的宿敵，中國抗戰等於幫了蘇聯人大忙，當時幾乎所有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英、法、德、意當然還有那個強大的投機主義者美國，他們都希望看到野心勃勃渴望擴張的日本人進攻蘇聯而不是中國，中國人抵抗越堅決，戰爭越持久就越是拖住日本人後腿，使得日本人無法放手進攻西伯利亞。
但是蘇聯人決非傻瓜，即使幫助中國符合本國利益他們也不願意做賠本買賣，因此他們的援助當然是有附加條件的，此刻蘇聯大使理直氣壯地提出派遣軍事顧問團就是要求回報。蘇聯顧問來華決非擺設，他們理所當然要求享有某些特權，比如進入大本營指揮中心，介入政府核心機密，甚至不排除要求掌握軍事指揮權等等。蔣介石感受到這種悄悄逼近的紅色威脅。如果說俄國人到來之前他比較歡迎德國軍事顧問的話，除了德國慷慨軍援等物資原因外，還因為希特勒的反俄反共立場與他不謀而合。那麼蘇聯人是什麼貨色呢？他們是共產黨的老祖宗，是被西方世界視為「赤禍」的共產黨發源地和大本營啊！
蔣介石還是雍容大度地微笑著，把瞬息萬變的內心活動掩藏起來，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看見委員長種種假面具後面的鐵血意志。中國抗戰迫切需要武器，需要國際援助，蔣介石眼前最大的敵人是來自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還有他在黨內的反對派汪精衛，所以他必須聯合一切國際力量，哪怕對昔日仇敵共產黨作出最大讓步也再所不惜。委員長是個大國領袖，政治家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惟有利益至上是不變的原則。蔣介石當場對蘇聯大使表態，國民政府當然不反對友好的蘇聯政府派遣軍事顧問團來華助戰，不過光靠顧問團是打不了勝仗的，所以請大使先生轉告尊敬的斯大林閣下，請貴國儘快批准貸款條約，這是打敗日本人的惟一正確途徑。
蘇聯大使滿意地離去，蔣介石佇立窗邊沒有表情，他凝視蘇聯人的汽車消失在東湖官邸濕漉漉的樹林小道深處，然後轉過身來下達兩條緊急指示。一條是命令軍政部長陳誠，立即採取嚴密措施，絕對不允許蘇聯人接觸任何有關國家利益的核心機密。
另一條是密令特務頭子戴笠，秘密監視所有來華蘇聯人，防止他們同國內共產黨串通起來危害黨國利益。
5
一陣凄厲的防空警報如同鬼哭般響徹天空，把坐在汽車裡閉目養神的國民黨副總裁兼國民參議會議長汪精衛嚇了一跳，幸好前面有武裝衛士開道，才把汽車領進一處防空洞緊急躲避。隨著日本人在地面節節取勝，日本飛機明顯加強對武漢三鎮的襲擾，讓人感到戰爭腳步正在迫近這座九省通衢的華中重鎮。
汪精衛，名兆銘，字秀新。原籍浙江紹興，生於廣東番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孫中山同盟會，是國民黨元老和創始人之一。青年時代的汪精衛是個狂熱的革命志士，他矢志獻身共和，推翻清朝帝制，為此不惜參與行刺清朝攝政王載灃，因行動失敗被捕入獄。在大牢中他面對死亡慷慨高歌，寫下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唱：慷慨歌燕市，
從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從歷史遺留的照片看，汪氏堪稱一表人才風流倜儻，人稱「民國四大俊才」之一，並且學識淵博詩文俱佳，因此有人評論說汪精衛從政實在是個歷史錯誤，他手中應該掌握筆墨紙硯而不是國家政權。汪精衛曾經深得民主先驅孫中山器重，當時國民黨內有「文才汪精衛，武將蔣介石」之說。1925年孫中山病危，汪精衛執筆起草《總理遺囑》，內有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傳世，可見此輩才華決非浪有虛名。關於孫中山是否指定汪精衛為接班人史學界仍存爭議，但是孫中山去世後由汪精衛繼任國民黨領袖和執掌大權卻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然而好景不長，後起之秀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異軍突起，他利用北伐成功之機和手中掌握的軍權毫不客氣地取代汪精衛，一舉登上民國統治者的寶座。槍杆子打敗筆杆子，這不是汪精衛的個人不幸，而是一切號稱共和制的國家政權從無到有的必由之路。
在國民黨內，汪精衛始終以孫中山正統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軍人趕下台，因此同軍人政治家蔣介石勢如水火，他領導的反對派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倒蔣運動，蔣、汪之爭就成為抗戰之前國民黨內最主要的派系鬥爭。但是政治失意並不是汪精衛走向親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衛從親日派走向賣身投靠並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間就已經接受「亞洲須由日本來領導」的強權觀點。他曾在許多文章和演講中反覆闡釋「欲做先生，先做學生」的所謂強國理論，認為日本人請來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維新的日本，中國要富強壯大，應虛心拜日本作老師，那麼「今日之日本必將是明日之中華」。如果說日本侵華之前汪精衛言論尚屬一家之言路，尚未對國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的話，那麼隨著抗戰爆發，他竟然不顧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的嚴酷現實，仍鼓吹中日親善互相提攜，散布和則兩利，戰則兩傷等等對日妥協言論，則說明他的立場已經站到了國家與民族的對立面。另有證據表明，汪精衛集團早在抗戰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並且始終沒有中斷過。
當然汪精衛也有例外表現。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成為眾矢之的辭職下野，汪精衛被推選出面主政。此時登台的汪精衛一反常態，哪裡還有一絲「親日派」或者「和談派」 的影子，他簡直就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抗戰派、反日派和國粹派！他不僅到處發表演講聲援愛國學生，大聲疾呼起來抗戰，而且不辭勞苦親自慰問前線軍隊，號召人民救國救亡收復失地，要不是軍權仍被蔣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戰早幾年就打響了。許多學者指出，汪精衛這種看似反常的積極表現並不能表明他的親日立場有所轉變，恰恰相反，抗戰只是黨爭手段，一旦大權在握，誰能保證這個包藏禍心的國民黨魁不會把全國人民的抗戰大業統統出賣給日本人呢？
幸好這天日本飛機沒有發動大規模空襲，只有一架偵察機飛臨武漢上空偵察，直到中國戰鬥機起飛它才趕快飛走。但是汪精衛並沒有急著趕去開會，他索性來到江邊上悠閑地坐了一會兒，然後才又重新登車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