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死了。
心臟監視儀示波圖上的那條熒光線拉平的時候，我不在小姨身邊，我去病房外面的花園裡抽了一支煙，然後在闃無一人的休息室長椅上坐了下來，我就在那裡打著盹睡著了。
醫生把我拍醒的時候，小姨已經停止呼吸好一陣了，休息室的燈忽閃了兩下，一陣淡淡的唐松草的味道從走廊的另一頭傳過來。我從長椅上站起來，跟隨醫生走進病房裡，他們已經給小姨蒙上了臉，兩個護理士正在那裡拆除各種儀器，給儀器套上藍色的布套，把它們像使用過的武器一般收拾起來，等著下一個病人需要時啟用。
值班醫生是個中年男子，十指修長，頭髮鋥亮，臉上稜角分明，不像個醫生，倒像個藝術家。他把手愛惜地抄在白大褂的兜里，很理解地對我說，你太累了，她們得做記錄，來不及去叫你。
我點了點頭。我知道他們已經做得很好了。
值班醫生看了一眼白色被單下一動不動的小姨，突然說，得火化吧？
我說，是，現在不興土葬，都火化。
值班醫生說，我知道，不過報紙上說，也有天葬和水葬的。
我說，那是西藏。
值班醫生說，西藏太遠了。
我說，是。
值班醫生很遺憾地嘆息了一聲，搖搖頭，走開了。
我知道值班醫生為什麼嘆息。這樣的嘆息在小姨住進這所醫院以後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了。和這樣的嘆息有著相同意味的一個故事是這樣的：小姨工作的文化局有一次接待了一位從國外來的藝術家，這位藝術家以他挑剔的審美目光在圈內著名，他在文化局工作了三天時間，這三天時間裡，文化局裡那些年輕漂亮的女演員們不斷地在他眼前晃來晃去，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他都視而不見。在離開文化局的那一天，他看見了小姨。他的目光矍然一亮，像是被電觸了一下。他哺喃地說，這是誰？
早上的時候，我從醫院出來，在醫院門口的公用電話亭里給家裡打了一個電話。
接電話的是父親。我說叫我媽接電話。父親把電話擱了，喊，你的電話。母親過來接電話。我說小姨走了。母親在電話那頭沒有說話，過了好一會兒，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把電話掛上了。
我也掛了電話，然後又撥了一個電話，將小姨的死訊通知了另外一個人，這次的通話時間要長一點，但也不至於長到讓人發煩的地步。早晨，霧剛起來，街上還沒有太多的行人，有幾輛車懶洋洋地駛過去，都是沒睡醒的樣子。
掛完這兩個電話，付了一塊錢的電話費，我去一旁的食品店裡買了一隻剛出爐的麵包、一瓶酸奶，回到醫院，在休息室里我一個小時以前打過盹的那條長椅上坐下，等著母親和大姨趕來。
母親什麼話也沒說，她只是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