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後，各地相繼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分部，毛澤東任湖南分部主任。他領導的中共湖南支部，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點放在了領導工人運動方面。1921年12月，他首次到安源路礦考察。這是劉春華以此為背景創作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
從1921年底到1923年初，毛澤東四次到安源，實際情況並不全如油畫上所表現的。在安源的這項工作是嘗試性的，也是艱難的。有些工作沒有任何結果，而且毛澤東也不是唯一的 領導者。
毛澤東的確穿著白長衫，沿著鐵路步行到安源，但他一看到這座小城就脫了長衫。安源很臟。12 000名礦工工作條件惡劣，每天15個小時的繁重勞動使人累得麻木。在方圓四英里的範圍內有24座基督教堂，卻只有一個小小的醫療所為6 000名工人服務。這裡是狄更斯筆下情景的再現，絲毫沒有受到五四精神的觸動。
毛澤東總是深入基層，他住在礦工家裡，察看礦井，勤做記錄。
當他走進屋子與工人交談時，礦工們全體站起。工人們的這種敬重並不利於著手工作。社會隔膜的存在使毛澤東在精神上感到苦惱，難道他已不再是大地的兒子而成了一個格格不入的莫斯科的真理守護者？但是毛澤東並不灰心。他和弟弟毛澤民一起第二次到安源。這一次毛澤東頭戴草帽，身穿破舊的上衣，腳上是草鞋，看來土氣多了。
在1921年12月的幾周時間內，他們兩人住在一家客店裡。在每個大霧彌天的清早，他們都外出說服礦工。「你們的雙手創造了歷史」，毛澤東不停地對著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憊無神的眼睛說。
他在安源的主題是要反對天命論。
一個共產黨小組成立了，工人俱樂部，當然還有工人夜校都建立起來了。夜校辦得不成功，毛澤東不久就取消了夜校，代之為工人子弟辦了一所很頂用的日校。
毛澤東會用簡明形象的教學方法。他在黑板上寫上一個「工」字，然後解釋道，上邊的一條橫線是「天」，下邊一條是「地」，中間的豎線代表工人階級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頂天立地，整個世界都是他們的。［8］他這種教學方法或許會讓楊教授搖頭，但倒是個好的教學方法。
1922年9月，當毛澤東第三次來到安源時，這裡已是山雨欲來。這部分是因為礦工的悲慘遭遇，他們不被當作人看待；部分因為來自長沙的知識分子的成功煽動。
毛澤東是負責人，但他並不是主要的操持者。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李立三。他即是對毛澤東1917年的徵友啟示沒有明確表態的那「半個」應徵者。直到1921年，他還在法國勤工儉學。
另外一個人物是出身於財主家庭並曾在莫斯科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劉少奇。在1922年秋那次成功的安源罷工中，劉少奇是一位英雄。這次罷工使安源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是一面旗幟，並促成了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的誕生。毛澤東被選為聯合會的總幹事。劉少奇則在毛的桂冠上加上了漂亮的羽毛。［9］
安源的工人運動使人印象至深，其發展頗為異常。4億多人口的中國只有200萬產業工人，安源工人俱樂部猶如沙漠孤堡。「工人萬歲」，毛澤東帶到安源的這一口號在1922年的中國聽者藐藐。
安源辦起了閱覽室、合作社、工人議事會，大約有60%以上的工人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各級工人俱樂部。五一節舉行了龐大遊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紀念日、列寧的生日，甚至遠在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卜克內西的生日都有慶祝活動。
安源成為一塊基地，共產國際暖在心裡（安源確被戲稱為「小莫斯科」）。這裡看上去似乎成了對所謂的世界革命有示範作用的前哨陣地。但是它將把世界引向何處？礦工們贏得了較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下一步怎麼辦？
1922年，毛澤東幾乎沒有寫什麼東西，不過團體請願書、信件、公報除外。他忙著建立一個又一個的組織。清水塘現在成了他的辦公室。這裡是湘區區委所在地，也是長沙左翼分子的會所。周圍是共產黨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菜地，從這所低矮的房子的窗戶透出的燈光，常常亮到黎明時分。
毛澤東試圖兼顧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他不像有些共產黨人樂意的那樣，終日埋頭於文件和會議之中。他和楊開慧從清水塘搬到部分由自修大學使用的一所房間，這裡比較舒適。毛澤東的岳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間中意的房子。毛澤東的第一個兒子毛岸英（意為英雄的河岸）生於1922年。溫馨的家庭生活並沒有因繁忙緊張的工作受到衝擊。
到1922年又發生了變故，不知是因為家庭的原因，還是毛澤東希望離辦公室近一些，他們又搬回清水塘居住。
毛澤東和楊開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處長沙市郊小吳門外，因為環境比較僻靜，所以挑選來作湖南黨組織的秘密活動機關。毛澤東和楊開慧在這裡住了兩年半時間，這也是毛澤東成為職業革命家以後一段難得的溫馨歲月。
毛澤東領導了長沙6 000名泥木工人的罷工（他們抱怨每天只能喝上兩頓稀粥）。他穿著粗布衣衫裝扮成工人，吹著口哨指揮工人呼口號。［10］他還領著一批人在晚飯時分衝進有錢的工頭家裡，讓工人看看兩者在飯食上的差距。
省長的隨員懷疑毛澤東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盤問毛澤東的名字，毛澤東卻巧妙地把話頭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1921年11月，毛澤東曾與當時途經長沙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過會晤（他以後沒有提起過）。［11］毛澤東幫助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工會組織，成員包括石匠、理髮匠、紡織工、裁縫和排字工等各行業工人。毛澤東南下到衡陽，在第三師範建立了黨組織，他的繼妹為他這種工作鋪平了道路。
毛澤東參加了排字工人的罷工，他們反對毛澤東經常在上面發表文章的《大公報》。這次罷工可能損害了他與編輯部的關係，此後，他很少或再也沒有在這份報紙上發表過東西。［12］
對長沙9 000名人力車夫的艱苦生活，毛澤東關心尤切。他拿出黨的活動經費，幫助車夫罷工，要求該市總共3 100輛人力車的大小車主降低車租，並取得了勝利。在給人力車夫上課的夜校課堂上，毛澤東又採取了新的教學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寫一個「工」，再在旁邊寫一個「人」，這兩字合起來就是「工人」。毛澤東然後再寫一個「天」。他微笑著告訴車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邊構成「天」字。他進一步解釋，如果工人團結起來力量可以頂天。［13］
有些車夫具備了入黨條件，毛澤東在南門外為他們舉行簡短的入黨儀式。他把中國共產黨的旗幟掛在榕樹上，車夫們一個接一個地前來旗下，舉起右手隨毛澤東宣誓：「犧牲個人，階級鬥爭，嚴守秘密，服從紀律，努力工作，永不叛黨。」喜悅的神色在眼中閃現，毛澤東給每位新黨員一份證書和一些學習文件。
乾坤逆轉，天翻地覆。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工人，從來都被認為與政治無關，現在卻成了自認為是歷史前進動力的政黨的成員。人們會說，這是從貧民窟提出來的權利要求。
此後不久，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北京與幾位有教養的中國人共進晚餐。酒過三巡，一位上層人士宣稱：「中國沒有階級，馬克思主義者才發明這階級觀念。我的車夫拉著我走在大街上，我們可以像老朋友一樣談笑。」史沫特萊驚訝地問：「假如是你拉著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說他不願意干時，你們還能成為朋友嗎？」 ［14］
20年代的北京對毛澤東一無所知，然而史沫特萊早已不知疲倦地參與了毛澤東的事業。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是在發明階級。這是有效的發明，它表明人力車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過階級鬥爭成為歷史之物。
1922年4月，毛澤東到杭州參加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他已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並非完全如此。參加杭州會議的一位共產國際的代表回憶說：「扮演主角的與會者是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幹的湖南學生，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15］毛澤東當時名聲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1923年，湖南的勞工運動進入了關鍵時期。一方面它處於全盛階段，在中國最強大。毛澤東讓李立三、劉少奇和他的有經濟頭腦的弟弟毛澤民留在安源繼續開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種子。
他組織工會，發動了多達十幾次的罷工，還不時地在各地暗中發展黨組織。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邁進。兩年的時間，湖南就有了20多個工會組織和50 000多名會員。儘管發展黨員條件甚嚴甚慎，但湖南的黨員人數從1921年年中的10人，一年後猛增到123人。在每一個工會成立之際，毛澤東總是設法把一名黨員安插進去任總幹事。
另一方面，勞工運動缺乏民眾基礎，鐵路上發生的危機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