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我與大我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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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追尋有兩個層次:一是「小我的追尋」,即具有私人性質的生命演出;一是「大我的追尋」,即將個人融入更大的社會、歷史、文化劇場裡的追尋。

我在前面說過,印度聖雄甘地年輕時候到英國留學,學成後,到印度人嚮往的移民天堂——南非,當一名律師,過著相當西化的優渥生活。

他憑著個人的聰明才智,輕而易舉地就擺脫了他多數同胞的不幸命運,實現了他早年的人生目標。但他還是經常感到空虛與苦悶。

有一次在南非,他不顧朋友的忠言,買了頭等廂的車票搭乘火車旅行,結果因為白種乘客的抗議,而被查票員「請到」貨車廂去。甘地據理力爭,但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膚色」的問題;最後,甘地連人帶行李被「推出」車外,孤獨地站在灰暗而陌生的驛站,看著「文明列車」發出亢奮的鳴聲,決然地棄他而去。

這次的慘痛經驗及隨後的一些事,使他終於明白,不管他賺多少錢,英語說得多溜,他都只是「失根的蘭花」,都無法改變他是一個受歧視的印度人的事實,而這也是他在「小有成就」後,依然感到空虛與苦悶的真正原因,因為他到此為止的人生,雖然亮麗,但卻和他所屬的社會、歷史、文化布景不搭調。

在痛定思痛之餘,甘地放棄了獨善其身的「小我的追尋」,開始另一輪的「大我的追尋」——回到他所屬的社會中,重拾被他所淡忘的歷史和文化,並領導他的同胞,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

這樣的「大我追尋」,不僅使甘地的生命有了明確的歸屬和更踏實的意義,為印度和他自己創造新的歷史,同時也為日後的印度人提供了一個比較光彩的社會、歷史、文化舞臺。

同樣的道理,李遠哲在獲得諾貝爾獎後,毅然放棄在美國優渥的待遇和更上層樓的科學研究,回到臺灣從事艱辛、吃力不討好的行政及教育改革工作,也是以「大我的追尋」來取代過去「小我的追尋」。因為他希望除了自己「成長」外,他所屬的社會也能跟著「成長」;他希望為後人提供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歷史、文化舞臺。

你還年輕,才準備開始「小我的追尋」而已,現在跟你說這些也許言之過早,不過希望你了解,一個人應該在「大我的脈絡」裡從事「小我的追尋」,才會有比較踏實的感覺。

自我的追尋是綿延不絕的,它並非從你開始,更並非到你就結束。前人的追尋不僅提供你人生的「劇本」,更搭建了供你演出的社會、歷史、文化舞臺;而你及時下眾人的演出,也將為後人提供類似的劇本和舞臺。對你所置身的這個舞臺,不管你是滿意還是抱怨,它都是你必須認同與珍惜的舞臺。但願你和所有的新新人類能搭起更亮麗的舞臺,而不是把前人辛苦建立起來的舞臺,弄糟了、弄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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