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 27歲 男 T市某小學教師
我非常注意"安全係數"--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鑰匙鏈兒上的小手槍--我快成"核武器"了--裡邊與外邊的一切剛好相反--後天的一對兒
每個人一生中，都有一個日於永遠記著。生日不算，那是必然會記住的，沒生日就沒有你呀。我說的是另外一種--比如初戀、結婚、離婚、爹媽故去的日子等等。這日子，與你的生命緊緊相關。我也有個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個倒霉的日於。拿破崙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絞死是四月四日，張志新被槍斃是四月四日。我被逮進監獄也是四月四日。七０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滿到期應該是九０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釋放出來的日子都比抓進去的早一天，否則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這天，註定我倒霉。
直到現在，一到這天，就像我的死期來臨，渾身不舒服，發冷，心裡什麼也不敢想。
這日子就像-個釘子，曾經把我釘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來，可這釘子還在。深深的，死死的，釘在我心裡。
我在監獄裡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為什麼入獄，也不知為什麼判刑。當法院念過我的"判決書"後，我驚訝地問："這是我的嗎？"直到我被放出來後才明白。不明白還好，不明白還覺得人家總有點什麼道理，哪怕因為我踩死過一隻螞蟻。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無邊無際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兩半。一半過去，一半將來，永遠連不成一個整體。這感覺你不會體味得到--攔腰兩段，還活著呀。
我過去像個傻子。活著好比做夢。
我本人的歷史再簡單不過。你寫吧--四一年生的。小學、中學，中學畢業那年十八歲，沒考大學，服從分配到一所小學教書。我一直沒離開過學校。一條小溪沒拐彎兒就流進社會。這小溪，清澈見底兒。我活得真誠和認真。可是，上帝事先給我製造點麻煩，叫我投生在一個狗肚子里。
我父親是個大資本家，鹽業公司總經理。但他解放後就不做事了。他喜歡書畫古籍，整天在家念書，玩字畫，很少出門露面。由於他名氣太大，當上政協委員，便做了一身嚴肅的中山裝，逢到開會來車接他，就換上中山裝，拄根拐杖去開開會。他收藏的字畫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輩子嫌的錢大多用在這上邊了。很多大書畫家，比如張大幹、齊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時張大千還為我畫過一幅畫--一塊硃砂畫的紅石頭上，趴著一條石綠色的小蛇，因為我是屬蛇的。解放後他把這些珍藏一批批捐獻給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驚世之作，四十四尺長的《墨荷圖卷》，惲南田二十四開的《沒骨花卉冊》，都是極精的精品呀！還有文徵明的《橫渡春江圖》，上面有吳門十八學士一人一段題跋。祝枝山以楷書名天下，但在這幅面後邊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書跋款--這些畫全叫我父親捐獻了。他這樣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買一點政治資本吧。那時資本家都是這種心理。
這種心理也遺傳到我身上，就給我的真誠加進點複雜性。一方面，我虔誠地進行自我改造。"血統"里有問題，便決心給自己"換血"，時時事事都爭取好的表現。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係數"。吾日三省吾身，幾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兒自已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惹了領導不高興；如果有，就覺得這個係數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兒說的話，做的事，叫領導表揚了，就覺得這個係數猛增，心裡就穩當，踏實，有了安全感。我這樣做，確實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學時入了團，工作後當上團組織委員，工會主席，核心組成員。被領導視為"核心"，真叫我受寵若驚，報答之心就異常強烈，更加積極表現。我喜歡歷史，對書畫也著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書，學書法，這事也主動先向組織彙報，爭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裝，淡藍色的，只穿過一次。那次是元宵節，家裡來了許多親友，我穿上它對鏡於一照，也覺得挺好看，可事後就覺察這是潛伏在血液里的資產階級意識露頭，必需防微杜漸，消滅它在萌芽中，這套西裝便一直掛在櫃里，再沒動過，直到文革抄家時被抄走。
我找到一種適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單位積極工作爭取領導表揚+儘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裝+謹言慎行=安全係數。
再用這安全係數+業餘時間潛心詩文書畫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樂是念書、背誦古詩、習字、作畫。打開一個大漆黑柜子，把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來，沉醉那筆精墨妙之中……現在年輕人恐怕會認為我活得可憐，是可憐！可憐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憐的，是我當時覺得這麼活得蠻不錯，平靜，自足，你看，這是我那時寫的字：恬靜、清雅、謹慎，這就是我。這是我的照片，很文氣吧，還有點拘謹，嘿，就這傻樣兒。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紅衛兵抄家開始。我正在學校寫標語，宣傳毛澤東思想。當時我還是"核心組"成員。忽然一個老同學騎車來告我："你們家抄了。"說完轉身就走。我只覺得天旋地轉。跟著就被放在一幫有問題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問題，挨批判。家裡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畫珍品，石濤、高風瀚、任伯年、任阜長的名畫全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沒有了"是種什麼滋味嗎？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沒有了，好像一條魚忽然給從水裡拉出來，到空氣里，就這感覺。什麼安全係數？都是自己騙自己！安全係數--零！我就抱著這個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麼，一點意義都不存在了。
一無所有的家。家裡只剩下幾個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語錄，做檢查，一遍遍重複地交持問題，大宇報上常出現我的名字，開頭我總怕看見我的名字，可是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經相當習慣了。包括那些沒有問題的同事對我沒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時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聲調兒，我都習慣，這世界已經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了。當親眼看見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殺，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說很具體、很實在的自由，就是平安無事。
我獲得這"自由"大概沒問題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來。
事情弄明白後，我並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亂的時候，我弟弟一個朋友的父親，是北京一所中學的黨委書記。他被做為走資派斗得死去活來受不了，逃出北京來躲躲。我見他困難，留他在我家暫住。我會燒菜，有時來幾個老同學一起吃吃聊聊。一個多星期後他就南下去揚州的親戚家。運動高潮過後他回到北京的學校。他比較有經驗，為了爭取群眾團結他，就告發我，說我家有個黑組織。什麼？忘思負義，不不，忘思負義在那時候是常事兒。
我想，這事我有根，因為叫我組織什麼我也不敢。折騰一段時間，內查外調弄不出證據，就給我下了結論，說我屬於那種"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剝削階級子女"，應該"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把我放了。還發給我一枚毛主席像章。這是一種由市革委頒發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屬於"革命群眾"的人才發給一枚，相當於一種公民權，或者是現在的身分證。我就戴著這枚像章高高興興和一個姑娘結婚了。
結婚那天，望著我愛人，我還在想，從今天起，我喘口氣兒也得想想別犯著什麼，要不就會對不起這個肯跟我這個窮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沒想到四月四日這個倒霉的日子正等著我呢，我連這口氣也沒喘過來，結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會突然來人把我抓走，關進監獄。這回我怕了，我沒犯任何罪，怎麼會抓我入獄？我想是不是他們抓錯人了？我也不敢問，因為那時抓人是沒錯的。人好比養的小雞小貓，抓起來，怎麼能是錯？
一進監獄，就必需穿監獄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裡，我摘一雙大小合腳的穿。穿鞋時發現鞋幫上用紅漆寫著171號。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壞了，我的犯人編號恰好也是171號。命中注定我進來。這叫命運的暗示。
當然，我還存在僥倖。因為我知道自己沒犯過任何罪。誰知生活嚴峻得連僥倖也不給你。
我一連接受六次審訊，提審都是在深更半夜，問的問題極其奇怪。始終追問我一個問題--叫我交出手槍來。我想，這事肯定搞錯了，不是我。我說，你們就是現在叫我出去弄一支來；我都不知道到哪兒去弄。我從小在學校，出來工作還是在學校，除去在電影上，見都沒見過這東西。
六次審訊後，不再問我任何問題，好像只這一件做夢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獄裡，天天學習。這種監獄的設備挺特別，屋中間擺著一條條矮長凳，白天犯人們一徘排坐在上邊讀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傳材料；晚上把一塊塊大木板往上一鋪，睡覺。門上有個巴掌大的小門，是看守的監視孔，只要小門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