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地形千摺百皺，不可收洽。蟠蟠而來的山勢，高者如拔，重者如壓，瘦者欲削，陡者欲倒，那種目無天地的意氣，令人吃驚。這是一個沒有地平線的海港。天地之間只有一彎彎不規則的曲線，任何美學都插不了手。那一層套一層的淡紫淺青，起起落落，參參錯錯，一直交疊到邊境。那許多令人迷亂的曲線，怎麼得了。山色是千古不解的圍局，無論那一個方向有了缺口，立刻有更多的青山從遠處圍來，務必不讓這翠環中斷。
我不知道山的輪廓為什麼如此動人。也許因為它是天和地的界限，一切瞭望的目光要沿著它逡巡。也許因為山的輪廓正如人的輪廓，能夠突出個性。一座山要有個性，必須輪廓突兀，稜角分明，令人過目不忘。海拔倒不一定要多高，最要緊是出類拔萃，迥然超凌周圍的地勢。險峻的感覺來自相對的高度，不是絕對的海拔。質感也很有關係：石山磊磊當然比土丘碌碌更見性格。如果石顏古怪，絕壁又咄咄逼人，當然就更加可觀。要是再有水來襯托，無論是汪洋萬頃，澄澈一泓，或是飛澤一縱，那就更添靈秀之氣，在性格之外更見神韻了。
香港的山峰頗有一些具有個性。由於山多地狹，海波環繞，許多山都俯臨在水上，隔水望去，更顯得顧盼自雄。眾尖並傲的八仙嶺障在北面，巍峨的壁壘排成了一道邊關，本來是不能再雄壯了。但是它高峙在吐露港上，後面是天，前面是水，倒像是虛懸在空明之間。雙峰爭雄的馬鞍山，前峰當海，陡坡上遍體青綠，後峰卻不生樹木，負氣扭頸的峰頭下，赤裸的軀體露出暗紫的膚色。十年來我登樓遠眺或是駛車繞行，曾經從不同的方向、距離與高度瞻仰過這一對山靈，有時覺得前峰較高，有時又覺得後峰更峻，一直到現在還未定高低。這些山，已成為我目賞心儀的忘年之交，就像蚍蜉攀交大樁一樣，也真是高攀了。
近年夫妻兩人都愛上了石頭。她愛的是最小最精的一種，玉。我愛的是最大最粗的一種，山。她的愛品私藏在身上，我的，只能公開地堆在天地之間，倒也不怕人來掠奪。這些山石無非是米元章、徐霞客傳授給我的，我死之後，也將傳給後世的石迷山顛。比起來，她玩的石頭是貴了一點。
我們讚美風景，愛說江山如畫。其實畫是靜態的，失之於平面。山，是世界上最驚心動魄的超級立體。看山猶如看雕刻，必須面面觀賞，才能成嶺成峰，否則真是片面的畫了，香港的奇峰怪嶺，只要可能，我總愛繞行以觀，窺探它們變化各殊的法相。看了十年的馬鞍山，一直是它朝海的正面，直到最近，我才繞過它的佛身，到企嶺下海的岸邊，駭然引頸，仰望它項背的傲骨。我站的岸邊相當於它的腳後跟，近在頭上，它那與天爭位的赳赳背影沉重地壓下來，欺負著近處好幾里的空間，連呼吸都受到了威脅。當時我的幻覺，是怕它忽然回過身來，嚇，發現了我。這種意識朦朧的恐懼感，以前隔水看山是不會有的。
其實馬鞍山不過七百公尺海拔，可是它的山腳浸到海中，急性子的陡坡名副其實是拔海直上，一下子就上了天空。另一座脾氣不小的怪峰是霸住觀塘和九龍城上空的飛鵝山。東行的大小車輛一罩進了山影，都像低頭在過矮簷。山頂是看不見的，除非你車頂上開個天窗。每次太太都要警告我：「小心開車！不要看山了。」所以我沒有一次把怪山看清楚，只能驚鴻一瞥，不是的，是恐龍一瞥。
我對那飛鵝山一直很有仰慕之情，設想立在峰頂，該是怎樣得意的眼界，可是山高坡峭，只怕是登天無門。終於有一天，在地政署繪製的郊野詳圖上，發現有一條山道蜿蜒北上，可以繞飛鵝山一周下來。立刻便和我存駕車去探個究竟。
正如地圖的說明所示，飛鵝山道又陡又狹，只能讓一輛車依反時鐘方向單行而上。桂冠房車在最低檔的驅策下，一路腹誹著奮力盤旋前進。一盤盤的山道像繩索，牽動著四面的峰巒像轉陀螺。王思任早就說過：「從南明入台山，如剝根，又如旋螺頂。」山道狹窄而多曲折，前途總是被絕壁擋住，開頭我還輕按喇叭示警，不久才發現確無來車。等到人煙漸漸落在下界，上面的群峰就聚攏過來，開它們巨頭的高層會議。
忽然，道旁閃出了一方石碑，幾個紅字近前一看，竟是「國父孫中山母親楊太君靈墓」。不由停下車來，翻看地圖。原來此地叫做百花林，位在飛鵝山麓之東北。這真是意外之喜。我們立刻依著碑上箭頭的方向，沿著蘆葦雜生的石徑走下坡去。大約一百碼下，就瞥見幾株疏杉之間露出一角琉璃瓦頂的憩亭。再一轉彎，墓就到了。墳地頗寬，約佔三十多坪。後面是一道紅磚砌成的矮牆，牆頭蓋著青瓦。墓碩大而隆起，乃水泥所建，正面一方灰青石碑，上面刻著「香邑孫門楊氏太君墓」幾個金字。字體渾厚，不知道是否國父的手跡。墓前水泥鋪就的大幅地面，又用矮矮的石欄圍護。憑欄向東俯眺，只見山重水複，幽邃的谷地開處，是泊滿艇船的白沙灣，更遠處該是西貢海面，散佈著三五小島像是牛群在渡水，只略略露出了牛背。
「這風水真是不錯，氣象非凡。」我歎道。
「怎麼比得上中山陵呢。」她說。
「中山陵當然氣象博大，卻不像此地負山面水。要不是墓裏的母親帶大了她的孩子，亞洲第一共和國由誰來帶大呢？單憑這一點，這座墳就不朽了。」
「也真是的，來了香港十年，一直不知道國父的母親葬在飛鵝山上。」
「我想許多香港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她怎麼會葬在香港。」
當天回家之後，我去中文大學的圖書館借了六七本國父的傳記，專找記述楊太夫人的段落，為她描出了這樣的輪廓：國父誕生的那一年，楊太夫人已經三十九歲。國父十二歲時，母親帶他從澳門乘一艘兩千噸的英國小輪船去檀香山，依他的長兄德彰生活。據說楊太夫人當年就自行回國。此後她的行止在國父許多傳記裏都沒有記載，直到最後才見於羅香林的「國父家世源流考」：「楊太夫人於清末隨長子德彰寄居香港九龍城東頭村二十四號。宣統二年夏卒於旅寓。時國父適在海外，由同盟會員羅延年經紀其喪，葬於新界西貢濠涌百花林。」
宣統二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楊太夫人病逝於那一年的七月十九日，當時國父正在新加坡為革命奔走。推算起來，楊太夫人享年八十三歲。國父之父死時七十六歲，也可稱長壽了。但是國父一生只得五十九年，可見革命與建國的辛苦，楊太夫人生於道光八年，卒於宣統二年，生卒之日都在陰曆六月十三，真是巧合。她死的時候，孩子不在身邊，革命也尚未成功。古來的志士烈士但知有國，不知有家。國家之幸，未必是家庭之福。每一個偉人的背後，必定有一個更偉大的女人，也許是妻子，也許是母親，默默地承受著重大無比的壓力。接到夏完淳獄中書的母親，捧著林覺民訣別信的妻子，她們的那顆心，要承受多麼沉重的錘打呢？蘇軾的母親讀東漢范滂傳，慨然歎息。蘇軾問她：「我要是做范滂，母親肯嗎？」蘇母說：「你能做范滂，難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親？」
歷史雖然由志士寫成，其代價，卻由無數的母親擔負。
正是初春，怯怯的鳥聲在試探空山的岑寂，回聲裏有溼溼的野意。我心頭思潮起伏。古墓闃然，墓中的靈魂不置可否。幾乎忘了，這已經是七十五年，四分之三世紀的古墓了。碑前的石爐裏怔怔地插著十幾炷殘香，三腳架支著的一個花圈倚在墓前。墓的方向朝著東北東，不能說是正對著鍾山。小時候，我雖然拾千級石階上過白巍巍的中山陵，卻不記得那坊門是朝南朝北了。
我們沿石徑攀回飛鵝山道，重新驅車上坡，向枕田山進發。意外頂禮過古墓，這一帶的荒山野道頓然有情起來，連四面的鳥聲應答也有了韻味。我把車窗旋下一半，把呼應的鳥聲和料峭之中帶點薄霧的山氣放進車來。盤盤旋旋的山道不斷，從絕壁的背後閃出來接應我們，每一次只要差那麼一瞬，絕處就沒有生路了。山谷鬱沉沉地在我右手，一瀉千尺地斜向遠處的海口，每逢叢莽與野花疏處，就向我敞開
它兩坡的密樹，和海口那一片錯落的紅屋頂。如果山谷是半公開的祕密，只肯半敞給海看，那我從這後面的高處俯瞰，只能算是倒窺牛角尖了。
一整座空山把初春托得高高的。一整盤山道天梯一般架在上面，只為把我們接上去，接上絕頂。終於登上了四面皆荒的大老拗。上飛鵝山，猶如剝開天地間的一隻黛青色巨果，一削山脊是一瓣果瓤。可是剝到大老拗，卻剝開了一脊又一脊沙土的荒山像乾了的瓤瓣，驟眼望去，蒼涼得天荒地老。要是沿著脊椎上那一痕白灰灰的線徑走過去，怕就會走到一切故事的盡頭。
山道到此，忽然向南一個逆轉，攀向更高處。我們在頂點的平地上停了下來。一落數百呎的坡下，起伏參差的是一簇簇矮丘的峰頭，再下去，忽隱忽現在蜿蜒坡路的盡頭，隔著清明將至的薄霧和一層，唉，不是紅塵，是灰塵的淡煙，卻見恍若蜃樓而白得不很純潔的街市，似乎有車輛在移動。那該是牛頭角和觀塘了。更遠更幻的是隱隱約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