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情感就多波折，乃有「哀樂中年」之說。不過中文常以正反二字合用，來表達反義。例如「恩怨」往往指怨，「是非」往往指非，所以江湖恩怨、官場是非之類，往往是用反面的意思。也因此，所謂哀樂中年恐怕也沒有多少樂可言吧。年輕的時候，大概可以躲在家庭的保護傘下，不容易受傷。到了中年，你自己就是那把傘了，八方風雨都躲不掉。然則，何以解憂？
曹操說：「唯有杜康」。
杜康是周時人，善於造酒。曹操的意思是說，唯有一醉可以忘憂。其實就像他那樣提得起放得下的梟雄，一手握著酒杯，仍然要歎「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可見杜康發明的特效藥不怎麼有效。范仲淹說：「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反而觸動柔情，幫起倒忙來了。吾友劉紹銘乃劉伶之後，頗善飲酒，所飲的都是未入劉伶愁腸的什麼行者尊尼之類，可是他不像一個無憂的人。朋友都知道，他常常對人訴窮；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賺美金的人要向賺臺幣的人訴窮。我獨排眾議，認為劉紹銘是花錢買醉，喝窮了的。世界上，大概沒有比酒醒後的空酒瓶更空虛的心情了。浩思曼的慘綠少年說：
要解釋天道何以作弄人，
一杯老酒比米爾頓勝任。
米爾頓寫了一整部史詩，來解釋人類何以失去樂園，但是其效果太迂闊了，反而不如喝酒痛快。陶潛也說：「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酒。」問題是酒醒之後又怎麼辦。所以浩思曼的少年一醉醒來，發現自己躺在泥裏，除了衣物溼盡之外，世界，還是原來的世界。
劉紹銘在一篇小品文裏，以酒量來分朋友，把我納入「滴酒不沾」的一類。其實我的酒量雖淺，而且每飲酡然，可是絕非滴酒不沾，而且無論喝得怎麼酡然，從來不會頹然。本來我可以喝一點紹興，來港之後，因為遍地都是洋酒，不喝，太辜負戴奧耐塞斯了，所以把酒坊架上排列得金碧誘人的紅酒、白酒、白蘭地等等，一一嘗來。曹操生在今日，總得喝拿頗崙才行，不至於堅持「唯有杜康」了吧。朋友之中真正的海量應推戴天，他推己及人，赴宴時常攜名酒送給主人。據他說，二百元以下的酒，無可飲者。從他的標準看來，我根本沒有喝過酒，只喝過糖水和酸水，亦可見解憂之貴。另一個極端是梁錫華，他的腸胃很嬌，連茶都不敢喝，酒更不論。經不起我的百般挑弄，他總算嘗了一口匈牙利的「碧葉蘿絲」，竟然喜歡。後來受了維樑之誘，又沾染上一種叫「頂凍鴨」的紅酒。
我的酒腸沒有什麼講究：中國的花雕加飯和竹葉青，日本的清酒，韓國的法酒，都能陶然。晚飯的時候常飲一杯啤酒，什麼牌子都可以，卻最喜歡丹麥的嘉士伯和較濃的土波。楊牧以前嗜烈酒，現在約束酒腸，日落之後方進啤酒，至少五樽。所以凡他過處，空啤酒瓶一定排成行列，頗有去思。但是他顯然也不是一個無憂之人。不論是杜康還是戴奧耐塞斯，果真能解憂嗎？「舉杯消愁愁更愁」，還是李白講得對，而李白，是最有名最資深的酒徒。我雖然常遊微醺之境，卻總在用餐前後，或就枕之前，很少空肚子喝。樓高風寒之夜，讀書到更深，有時飲半盅「可暱雅客」，是為祛寒，而不是為解憂。憂與愁，都在心底，所以字典裏都歸心部。酒落在胃裏，只能燒起一片壯烈的幻覺，豈能到心？
就我而言，讀詩，不失為解憂的好辦法。不是默讀，而是讀出聲來，甚至縱情朗誦。年輕時讀外文系，我幾乎每天都要朗誦英文詩，少則半小時，多則兩三小時。雪萊對詩下的定義是「聲調造成的美」，說法雖與音樂太接近，倒也說明了詩的欣賞不能脫離朗誦。直到現在，有時憂從中來，我仍會朗誦雪萊的「啊世界，啊生命，啊光陰」，竟也有登高臨遠而向海雨天風劃然長嘯的氣概。誦畢，胸口的壓力真似乎減輕不少。
但我更常做的，是曼吟古典詩。憂從中來，五言絕句不足以抗拒。七言較多迴盪開闔，效力大些。最盡興的，是狂吟起伏跌岩的古風如「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或「人生千里與萬里」，當然要神旺氣足，不得囁嚅吞吐，而每到慷慨激昂的高潮，真有一股豪情貫通今古，大過癮了。不過，能否吟到驚動鬼神的程度，還要看心情是否飽滿，氣力是否充沛，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尤其一個人獨誦，最為忘我。拿來當眾表演，反而不能淋漓盡致。去年年底在臺北，我演講「詩的音樂性」，前半場空談理論，後半場用國語朗誦新詩，用舊腔高吟古詩，用粵語、閩南語、川語朗誦李白的「下江陵」，最後以英語誦納許的「春天」，以西班牙語誦洛爾卡的「騎士之歌」與「吉打吟」。我吟的其實不是古詩，而是蘇軾的「大江東去」。可惜那天高吟的效果遠不如平日獨吟時那麼渾然忘我，一氣呵成；也許因為那種高吟的聲調是我最私己的解憂方式吧。
「你什麼時候會朗誦西班牙詩的呢？」朋友們忍不住要問我了。二十年前聽勞治國神父誦洛爾卡的La Guitarra，神往之至，當時就自修了一點西班牙文，但是不久就放棄了。前年九月，去委內瑞拉開會，我存也吵著要去。我就跟她談條件，說她如果要去，就得學一點西班牙字，至少得知道要買的東西是幾塊bolivares。為了教她，我自己不免加倍努力。在卡拉卡斯機場到旅館的途中，我們認出了山道旁告示牌上大書的agua，高興了好半天。新學一種外文，一切從頭開始，舌頭牙牙學語，心頭也就恢復了童真。從那時候起，我已經堅持了將近一年半：讀文法，玩字典，背詩，聽唱片，看英文與西班牙文對照的小說譯本，幾乎無日間斷。
我為什麼要學西班牙文呢？首先，英文已經太普通了，似乎有另習一種「獨門武功」的必要。其次，我喜歡西班牙文那種子音單純母音圓轉的聲調，而且除了ｈ之外，幾乎有字母就有聲音，不像法文那麼狡猾，字尾的子音都噤若寒蟬。第三，我有意翻譯艾爾．格瑞科的傳記，更奢望能用原文來欣賞洛爾卡、奈魯達、達里奧等詩人的妙處。第四，通了西班牙文之後，就可得隴望蜀，進窺義大利文，至於什麼葡萄牙文，常然也在覬覦之列，其順理成章，就像閩南話可以接通客家話一樣。
這些雖然都只是美麗的遠景，但憑空想想也令人高興。「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正所以解憂。對我而言，學西班牙文就像學英文的人有了「外遇」：另外這位女人跟家裏的那位大不相同，能給人許多驚喜。她說「爸爸們」，其實是指父母，而「兄弟們」卻指兄弟姐妹。她每逢要問什麼或是歎什麼，總要比別人多用一個問號或驚歎號，而且顛來倒去，令人心亂。不過碰上她愛省事的時候，也爽快得可愛：別人說neither…nor，她說ni…ni；別人無中生有，變出些什麼do,does,doing,did,done等等戲法，她卻嫌煩，手一揮，全部都掃開。別人表示否定，只說一聲「不」，而且認為雙重否定是粗人的話；她卻滿口的「瓶中沒有無花」，「我沒有無錢」。英文的規矩幾乎都給她打破了，就像一個人用手走路一樣，好不自由自在。英文的禁區原來是另一種語言的通道，真是一大解放。這新獲的自由可以解憂。我一路讀下去，把中文媽媽和英文太太都拋在背後，把煩惱也拋在背後。無論如何，我牙牙學來的這一點西班牙文，還不夠用來自尋煩惱。
而一旦我學通了呢，那我就多一種語文可以翻譯，而翻譯，也是解憂的良策。譯一本好書，等於讓原作者的神靈附體，原作者的喜怒哀樂變成了你的喜怒哀樂。「替古人擔憂」，總勝過替自己擔憂吧。譯一本傑作，等於分享一個博大的生命，而如果那是一部長篇巨著，則分享的時間就更長，神靈附體的幻覺當然也更強烈。法朗士曾說好批評家的本領是「神遊傑作之間而記其勝」；翻譯，也可以說是「神遊傑作之間而傳其勝。」神遊，固然可以忘憂。在克服種種困難之後，終於盡傳其勝，更是一大欣悅了。武陵人只能獨遊桃花源，翻譯家卻能把劉子驥帶進洞天福地。
我譯「梵谷傳」，是在三十年前；三十多萬字的巨著，前後譯了十一個月。那是我青年時代遭受重大挫折的一段日子。動手譯書之初，我身心俱疲，自覺像一條起錨遠征的破船，能不能抵達彼岸，毫無把握。不久，梵谷附靈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第二自己」。我暫時拋開目前的煩惱，去擔梵谷之憂，去陪他下煤礦，割耳朵，住瘋人院，自殺。梵谷死了，我的「第二自己」不再附身，但是，「第一自己」卻解除了煩憂，恢復了寧靜。那真是一大自滌，無比淨化。
悲哀因分擔而減輕，喜悅因共享而加強。如果「梵谷傳」能解憂，那麼，「不可兒戲」更能取樂了。這齣戲是王爾德的一小傑作，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像一個空水泡一樣嬌嫩」。王爾德寫得眉飛色舞，我也譯得眉開眼笑，有時更笑出聲來，達於書房之外。家人問我笑什麼，我如此這般地口譯一遍，於是全家都笑了起來。去年六月，楊世彭把此劇的中譯搬上香港的戲臺，用國語演了五場，粵話演了八場，豐收了滿院的笑聲。坐在一波又一波的笑聲裏，譯者忘了兩個月伏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