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法國的大文豪伏爾泰，在留放英國的期間才開始學習英文，他發現plague（瘟疫）只有一個音節，而ague（瘧疾）卻有兩個，大不高興，說這種不合理的語言應該分成兩半，一半交給「瘟疫」，另一半交給「瘧疾」。後來他應腓特烈大帝之邀，以國師身分去普魯士作客，又學起德文來。一試之下，他幾乎嗆住，又說但願德國佬多些頭腦，少些子音。法國人最自豪於本土的母語，對於條頓鄰居不免有些優越感。雖然如此，他們講英語總不脫家鄉的高盧腔，不是這裡ｒ裝聾，便是那裏ｈ作啞，而且把重音全部放鬆，弄得一點兒稜角都沒有。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法國人能把英文講純。據說象徵派詩人馬拉美的職業是英文教師，我相信他是勝任的，卻不相信他能講道地的英語。從前我在師大教英文散文，課本裏有一則笑話，說法國人初學英文，心無兩用，不慎採著香蕉皮，滑了一跤，急著對扶他起來的英國朋友說：I glode.I treaded on banana hide!
伏爾泰的憤怒，是初學外文常有的反應。語言，天生就是不講理的東西，學者必須低首下心，唯命是從，而且晝思夜夢，念念有詞，若中邪魔，才能出生入死，死裏求生。學外文，必須先投降，才能征服，才能以魔鬼之道來服魔。去年秋天，去了一趟委內瑞拉之後，我才下定決心，學起西班牙文來。三種形態的動詞變化。鎮日咿唔吟哦，簡直像在念咒。不過這種咒也真好聽，因為不但圓轉響亮，而且變化無窮。換了是中文，如果「我唱、你唱、他唱」地一路背下去，豈不像個白癡？有人笑稱，學習外文之道，始於寒暄而終於吵架。也就是說，如果你能用外語跟人對罵，功夫就到家了。因為一個人吵架的時候，言詞出口，純以神遇，已經不假推理了。
外文應該從小學起。等到大了再學，早已舌頭硬成石頭，記性開如漏斗，不但心猿無定，意馬難收，而且凡事都養成了喜歡推理的惡習，本該被動地接受，卻要主動的去分析，精力常常浪費於無謂的不釋。「他是一個大壞蛋，他不是嗎？他不是一個大壞蛋，他是嗎？」
這種彆扭的句法真會使中國人讀的扭筋，而尤其尷尬的，是成年人初學外文，心智早已成熟，卻要牙牙學語，一遍又一遍地說什麼「我是一隻小蘋果，請吃我，請吃我。」
學西方語言，最可怕的莫過於動詞，一切是非都是它惹出來的。規規矩矩的動詞變化，在西班牙文裏至少有四十七種；如果講究細分，就會弄出八十七種來，而三種型態的動詞變化當然還要加倍。至於不規則的動詞，還不在內。好像還嫌這不夠繁瑣，西班牙人更愛用反身動詞。中文裡面也有「自治」、「自愛」、「律己」、「反躬」、「自食其果」、「自我陶醉」一類的反身動詞，但是用的不多，而且限於及物動詞。這類反身動詞在西班牙文裏卻無所不在，而且為禍之廣，連不及物動詞也難倖免。明明可以說Visto de prisa（我匆匆穿衣），卻偏要說Me visto de prisa（我匆匆為自己穿衣）；明明可以說Desayunamos（我們吃早飯），卻偏要說Nos desayunamos（我們餵自己吃早飯）。這個觀念一旦橫行，天下從此事多矣。
其他西方語言的煩人，也不相讓。中國人的祖宗真是積德，一開始就福至心靈，不在動詞上玩花樣，真是庇蔭子孫，不用我們來受這「原罪」。杜牧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如果用西文來說，簡簡單單一個「哀」字就不曉得在動詞變化上，要弄出多少名堂。西方語言這個苟分動詞的時態，很有可能是因為西方文化以時間觀念為主，所以西洋繪畫考究明暗烘托，物必有影，而光影正是時間。中國繪畫不畫物影，也不分晨昏，似乎一切都在時間之外，像中文的動詞一樣。
除英文外，西方許多語言更愛把無辜的名詞，分成陽性、陰性，甚至中性。往往，這陰陽之分也無理可喻。中國人把天地叫做乾坤，又叫皇天后土。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也都把天想成陽性，地想做陰性。法文和西班牙文都把山看成陰性，河成陽性，不合中國人的看法。在德文裏，山和河卻都是陽性。一般語言都把太陽叫成陽性，月亮叫成陰性；唯獨德國人拗性子，偏要把太陽叫做die Sonne，把月亮叫做der Mond，簡直是顛倒乾坤。
西班牙人把春季叫做la primavera，其他三季都是陽性。義大利人把春夏都看成女人，秋冬則看成男人。這些都是多情的民族。法國人把春夏冬都派成男人，唯獨秋季可陽可陰。德國人則絕不通融，四季一律是陽性。單看四季，已經亂成一團，簡直是「瞎搞性關係」。中國人常把燕子來象徵女性，說是「鶯鶯燕燕」；在法、德、意、西等語言裏，燕子也都是陰性。連英國詩人史雲朋在名詩「伊緹勒絲」裏也說：
燕子啊我的妹子，啊，妹妹燕子，
你心裡怎麼會充滿了春意？
一千個夏天都過去了，都逝去。
可見燕子做女人是做定了。不過她帶來的究竟是春天還是夏天，則未有定論。英文有一句成語：「一隻燕子還不算夏天」（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意指不可以偏概全。西班牙人也說Una golondrina no hace verano，這都是認為燕子帶來夏天。法國人和義大利人卻說文是：「一隻燕子還不算春天」。法文是Une hirondelle ne fait pas le printemps；意文是Una rondine non fa primavera。這想法倒跟中國人相同。奇怪的是，西班牙和義大利的緯度相等，為什麼燕歸來的時節不同？
西文的蠻不講理，以花為例，可見一斑。西班牙文與義大利文同樣源出拉丁文，可謂同根異葉，許多字眼的拼法完全一致，或者近似。然而「花」在西班牙文裏（la flor）是陰性，在義大利文裏（il fiore）卻是陽性。在西班牙文裏，同樣是花，玫瑰（la rosa）是陰，康乃馨（el clavel）卻是陽。中國人會說，既然都是嬌滴滴的花，為什麼不索性全部一律派做陰性？其實，這陰陽之分不過取決於字面：玫瑰以ａ結尾，故陰，康乃馨以ｌ結尾，故陽。春天是primavera，故陰；夏秋冬（verano,otono,invierno）都以ｏ作結，故陽。如此而已。問題是，當初為什麼不叫春天primavera，不叫康乃馨clavela呢？中國哲學最強調陰陽之分，本來也可能掉進這樣糊塗的「性關係」裏去。像好太極圖分陰陽，中間一條柔美的曲線，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相抱，不是一條決絕的直線。中文的塊字也不分陰陽，對我們那些嚴內之防的祖宗，也沒有造成什麼不便。當初只要倉頡博士一念之差，凡字都要一分雌雄，我們就慘了。也許一天到晚，都得向西方人那樣，奔命於公雞母狗之間。
英國人比較聰明，不在字面上計較雌雄，但是在代名詞裏，潛意識就洩漏出來了。所以上帝和魔鬼都派男人去做，不是he便是him；國家和輪船就充滿母性，成為she或者her；而不解人道的小朋友則貶為it，於無生物同為混沌。
西文裡面還有一層麻煩，就是名詞的數量。文法規定：動詞的數量要向其主詞看齊，但是許多場合卻令一般作者舉棋不定。單數主詞與述詞中的複數名詞之間，如果是用聯繫動詞，一般作者就會莫知所從，有時竟喧賓奪主，寫出The only thing that made it real were dead Legionnaires一類的句子來。用all和what做主詞，也會因為述詞裏的名詞是複數而誤用動詞的數量，例如：What Jane is clutching to her bosom are four kittens.此外，one of the few writers in the country who has made a living being funny之類的錯誤，也常有人犯。None做主詞的時候，該用單數或複數動詞，也迄無定論；中間如果再夾上or，就更要命。巴仁就指出下列的句子：None,or at least very few,was used before the war.是錯誤的，因為was應改成were。這件事，在大詩人之間都不一致，例如朱艾敦的名句none but the brave deserves the fair（唯勇士可配美人），用的是單數；但是惠特曼的句子have found that none of these finally satisfy, or permanently wear，用的卻是複數。最惑人的便是剪刀（scissors）、風箱（b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