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一次見到吳魯芹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那年的國際筆會在法國召開，他從美國，我從香港，分別前往里昂赴會，都算代表臺北。里昂的街頭秋色未著，高俊的喬木叢葉猶青，不過風來時已有寒意。他上街總戴一頂黑色法國呢帽，披一件薄薄的白色風衣，在這黑白對照之間，還架了一副很時髦的淺茶褐太陽眼鏡；加以膚色白皙，面容飽滿，神情閒散自得，以一位六十開外的人說來，也是夠瀟灑的了。他健談如故；我們的車駛過薩翁河堤，涼沁沁的綠陰拂人一身，他以懷舊的低調追述夏濟安，陳世驤，徐訏等生前的軼事，透出一點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的感傷。當時明艷的河景映頰，秋風裏，怎麼料得到，不出兩年就有此巨變？
那次去里昂開會的中國人，除了巴金一行之外，還有代表臺北而來自巴黎的楊允達，和代表香港的徐東濱。法國筆會把中國人全安置在同一家旅館，因此我們好幾次見到巴金。有一次，吳魯芹在電梯裏遇見四十年前武漢大學的老同學，面面相覷久之，忽然那人叫道：「你不是吳鴻藻嗎？」吳魯芹叫道：「你不是葉君健嗎？」笑了一陣子後，對方說：「等下我來看你。」吳魯芹瀟灑地答道：「好啊，正好敘敘武漢往事。只有一點，你可別向我統戰，我也不勸你投奔自由。」這件事，第二天吃早飯時他告訴了我們，說罷大笑。吳魯芹做人嚮往的境界，是瀟灑。他所謂的瀟灑，是自由，自然，以至於超然。也就因此，他一生最厭煩的就是劍拔弩張，黨同伐異的載道文學。這種態度，他與文壇的二三知己如夏濟安、林以亮等完全一致。在那次國際筆會的研討會上，輪到自己發表論文時，他也就針對這種奉命文學毫不含糊地提出批評。
里昂四天會後，我們又同乘高速的新火車去巴黎。之後楊允達又以地主之誼，帶我們和徐東濱遍覽聖母院、鐵塔、凡爾賽宮等地。一路上吳魯芹遊興不淺，語鋒頗健，精神顯得十分充沛。只有兩次有人提議登高探勝，他立刻敬謝不敏，寧願留在原地，保存體力。當時羨慕他老而猶健，老得那麼閒逸瀟灑，而晚作又那麼老而愈醇，不料未及兩年，對海的秣陵郡竟然傳來了噩耗。
這消息來得突然，但到我眼前，卻晚了三天：我是在港報上看到有短文悼他，才驚覺過來的。吃早飯時我非常難過，嚥下去的是驚愕與惋惜，為二十多年的私交，也為中國的文壇。在出身外文系而投身中文創作的這條路上，他是我的前輩。中英文的修養，加上性情才氣，要配合得恰到好處，才產生得出他那樣一位散文家來。這一去，他那一代的作家又弱了一個，他那一代也更加寂寞了。但悲悼之情淡下來後，又覺得他那樣的死法，快而不痛，不失痛快，為他灑脫的人生觀瀟灑作結，亦可謂不幸之幸。今年六月，我倉皇回臺灣侍奉父疾，眼看老人家在病榻上輾轉呻吟之苦，一時悲愴無奈，覺得長壽未必就是人生之福。吳魯芹說走就走，不黏不滯，看來他在翡冷翠夢見徐志摩，也可算是伏筆。
現在他果然去了徐志摩那邊，當然也與夏濟安重逢了。如果人死後有另一度空間，另一種存在，則他們去的地方也頗不寂寞，而左鄰右舍也非等閒之輩。也許陽世眼淺，只看到碑石墓草而已。最巧的是，吳魯芹對於大限將至似乎早有預感，去年四月他發表的一篇散文，已經對身後事熟加思考。那篇文章叫＜泰岱鴻毛只等閒——近些時對『死』的一些聯想＞，當時我在《明報月刊》上讀到，就對朋友說，這是一篇傑作，也是吳魯芹最深沉最自然的散文。在文首作者回憶他「去年初冬」（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底，大約在我們法國之會後兩個月）急病入院，自忖必死，「可是過不了幾天，卻又安然無恙了。」他說當時他被抬進醫院，心情頗為恬靜，並無不甘死去之念。他說：「曾有人說，一個人能活到花甲之年就很不錯了。花甲之後的『餘年』是外賞，是紅利，是揀來的。」接著他對死亡一事反覆思維，並且推翻司馬遷所謂的「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認為此事只有遲早，卻難分輕重，最後他說：
至於我自己呢，對泰山之重是高攀不上的，但亦不甘於菲薄賤軀輕於鴻毛。所以對泰岱鴻毛之說，完全等閒視之。然人總歸不免一死，能俯仰俱無愧，當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智愚賢不肖，都要速朽的。君不見芸芸眾生中，亦有一些不自量力求寬延速朽的時限的，誰不是枉費心機？誰不是徒勞？
這一段文字真正是大家之風，表現的不是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是道家的自然態度，毋寧更近於人性。我尤其喜歡他那句：「能俯仰俱無愧，當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要人潔白無瑕，求全得可怕，令人動輒得咎，呼吸困難。只要不是存心作惡，則「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更是寬己而又恕人，溫厚可親，脫略可愛。
二
初識吳魯芹，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交朋友有點隨緣而化，他，卻是我主動去結識的。那時我初去臺灣，雖然還是文藝青年，對於報上習見的八股陋文卻很不耐煩。好不容易有一天在新生副刊上讀到署名吳魯芹的一篇妙文＜談文人無行＞，筆鋒凌厲，有錢鍾書的勁道。大喜之下，寫了一篇文章響應，並且迫不及待，打聽到作者原名是吳鴻藻，在美新處工作，立刻逕去他的辦公室拜訪。
後來他發現這位臺大學生不但寫詩，還能譯詩，就把我在《學生英語文摘》上發表的幾首英詩中譯寄給林以亮。林以亮正在香港籌編《美國詩選》，苦於難覓合譯的夥伴，吳魯芹適時的推薦，解決了他的難題。這也是我和林以亮交往的開始，我也就在他們亦師亦友的鼓勵和誘導之下，硬著頭皮認真譯起詩來。這段因緣，日後我出版《英美現代詩選》時，曾在譯者序裏永誌不忘。
一般人提到臺大外文系王文興、白先勇、歐陽子那一班作家輩出，常歸因於夏濟安的循循善誘。夏氏中英文造詣俱高，在授英美文學的老師裏，是極少數兼治現代文學的學者之一。王文興那一班的少壯作家能得風氣之先，與夏氏的影響當然大有關係。不過夏濟安的文學修養和他弟弟志清相似，究以小說為主：我常覺得，王、白那一班出的多是小說家，絕少詩人與散文家，恐怕也與師承有關。
據我所知，當時提掖後進的老師輩中，如果夏濟安是臺前人物，則吳魯芹該是有力的幕後人物。五十年代吳氏在臺北各大學兼課，但本職是在美國新聞處，地位尊於其他中國籍的職員。最早的《文學雜誌》雖由夏濟安出面主編，實際上是合吳魯芹、林以亮、劉守宜、與夏氏四人之力辦成。純文學的期刊銷路不佳，難以持久，如果不是吳魯芹說服美新處長麥加錫逐期支持《文學雜誌》，該刊恐怕維持不了那麼久。受該刊前驅影響的《現代文學》，也因吳氏賞識，援例得到美新處相當的扶掖。
此外，當時的美新處還出了一套臺灣年輕一代作品的英文譯本，主其事的正是吳氏。被他挑中的年輕作家和負責設計的畫家（例如席德進和蔣健飛），日後的表現大半不凡，也可見他的眼光之準。我英譯的那本青澀而單薄的《中國新詩選》，也忝在其列。書出之日，有酒會慶祝，出席者除入選的詩人紀弦、鍾鼎文、覃子豪、周夢蝶、夏菁、羅門、蓉子、洛夫、鄭愁予、楊牧等之外（瘂弦、方思等幾位不在臺北），尚有胡適、羅家倫等來賓。胡適更以中國新詩元老的身分應邀致詞，講了十分鐘話。當時與會者合攝的照片我珍藏至今。此事其實也由吳魯芹促成，當時他當然也在場照料，但照片上卻沒有他。功成不居，遠避鏡頭，隱身幕後，這正是吳魯芹的瀟灑。暗中把朋友推到亮處，正是他與林以亮共有的美德。
這已經是二十多年的往事了。一九六二年他去了美國之後，我們見面遂稀：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在回國前夕從丹佛飛去華盛頓，向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辭行，乘便訪他和高克毅於美國之音，一同吃了午餐。另一次，也就是上一次和最後的一次，便是前年在里昂之會。回想起來，在法國的五日盤桓，至今笑談之貌猶在左右，也真是有緣幸會了。
三
和吳魯芹緣慳一面的千萬讀者，仍可向他的作品裡去認識這位認真而又瀟灑的高士。他在文章裏說：「智愚賢不肖，都要速朽的。」這話只對了一半，因為一流作家的文字正如一塊巨碑立在他自己身後，比真正的碑石更為耐久。這一點倒是重如泰山，和他在文中瀟灑言之者不盡相同。
吳魯芹一生譯著頗富，但以散文創作的成就最高。早年作品可以《雞尾酒會及其他》為里程碑，尤以＜雞尾酒會＞一篇最生動有趣。據我所知，＜小襟人物＞雖然是他僅有的小說創作，卻寄寓深婉，低調之中有一股悲愴不平之氣，不折不扣是一篇傑作。吳氏遷美之後，一擱筆就是十年以上，甚至音訊亦杳。正當臺灣文壇準備把他歸檔為過客，他卻蹄聲得得，成了榮歸的浪子，捲土重來之勢大有可觀。《英美十六家》游刃於新聞採訪與文學批評之間，使他成為臺灣空前的「超級記者」。《瞎三話四集》、《師友．文章》、《餘年集》相繼出版，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