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如開芝麻門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麤記可以休。」項羽這種英雄人物,當然不喜歡讀書。劉邦也不喜歡讀書,甚至也不喜歡讀書人。不過劉邦會用讀書人,項羽有范增而不會用,漢勝楚敗,這也是一個原因。蘇軾這兩句詩倒也不盡是戲言,因為一個人把書讀認真了,就忍不住要說真話,而說真話常有嚴重的後果。這一點,坐牢貶官的蘇軾當然深有體會。而在社會主義的新社會裏,一個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說什麼真話,就憑他讀過幾本書的「成分」,已經憂患無窮了。

這種「讀書有罪」的意識加於讀書人的身分壓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也感覺得到。海外的知識分子裏,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讀過幾本書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為了減輕心頭的壓力,他們儘量低抑自己知識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幾個十九世紀的老名詞來貶低其他的知識分子,以示彼此有別。

其實在目前的社會,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早已愈來愈難「劃清界限」。義務教育愈來愈普及,大眾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會教育,而各行各業的在職訓練也不失為一種專才教育,所以在年輕人裏要找絕對的非知識分子,已經很難了。且舉一例,每年我回臺北,都覺得計程車司機的知識水準在逐漸提高。從駱駝祥子到三輪車夫,從三輪車夫到今日的計程車司機,這一行在這一方面顯然頗有變化。其他行業,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中國大陸,從以前的批鬥學者、紅而不專、焚書鎖書、白卷主義,到目前的鼓吹尊重知識分子,要幹部學文化,要人民學禮貌,要學者出國深造等等,也都顯示了反知主義的重大錯誤。到今天,我們都應該承認,無論在什麼社會,要是把讀過書的人劃為一個特殊的階級,使它和其他的人對立起來,甚至加以羞辱、壓抑,絕非健康之舉。

讀書其實只是交友的延長。我們交友,只能以時人為對象,而且朋友的數量畢竟有限。但是靠了書籍,我們可以廣交異時和異地的朋友;要說擇友,那就更自由了。一個人的經驗當然以親身得來的最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經驗畢竟有限。讀書,正是吸收間接的經驗。生活至上論者說讀書是逃避現實,其實讀書是擴大現實,擴大我們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們的親身經驗,也不妨多聽聽別人對相似的經驗有什麼看法,以資印證。相反地,我認為不讀書的人才逃避現實,因為他只生活在一種空間。英國文豪約翰生說:「寫作的唯一目的,是幫助讀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過來說,讀書的目的也在加強對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對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在知識爆炸的現代,書,是絕對讀不完的,如果讀書不得其法,則一味多讀也並無意義。古人矜博,常說什麼「於學無所不窺」,什麼「一物不知,君子之恥」。西方在文藝復興的時代,也多通人,即所謂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紀末年,培根在給伯利勳爵的信中竟說:「天下學問皆吾本份。」現代的學者,誰敢講這種話呢?學問的專業化與日俱進,書愈出愈多,知識愈積愈厚,所以愈到後代,愈不容易做學問世界的亞歷山大了。

不過,知識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識一定勝過古人,但智慧則未必。新知識往往比舊知識豐富、正確,但是真正的智慧卻難分新舊。知識,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卻需要再三玩味,反覆咀嚼,不斷印證。如果一本書愈讀愈有味,而所獲也愈豐,大概就是智慧之書了。據說「天路歷程」的作者班揚,生平只熟讀一部書:聖經。米爾頓是基督教的大詩人,當然也熟讀聖經,不過他更博覽群書。其結果,班揚的成就也不比米爾頓遜色多少。真能善讀一本智慧之書的讀者,離真理總不會太遠,無論知識怎麼爆炸,也會得魚忘筌的吧。

叔本華說:「只要是重要的書,就應該立刻再讀一遍。」他所謂的重要的書,正是我所謂的智慧之書。要考驗一本書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試金石當然是時間。古人的經典之作已經有時間為我們鑑定過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經得起一讀再讀。一切創作之中,最耐讀的恐怕是詩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輪秋」和「岐王宅裏尋常見」,我讀了幾十年,幾百遍了,卻並未讀厭;所以趙翼的話「至今已覺不新鮮」,是說錯了。其次,散文、小說、戲劇、甚至各種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傑作,自然也都耐讀。奇怪的是,詩最短,應該一覽無遺,卻時常一覽不盡。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讀來廢寢忘餐的許多偵探故事和武俠小說,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節取勝的作品,真象大白之後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說,很少依賴情節。詩最少情節,就連敘事詩的情節,也比小說稀薄,所以詩最耐讀。

朱光潛說他拿到一本新書,往往先翻一兩頁,如果發現文字不好,就不讀下去了。我要買書時,也是如此。這種態度,不能斥為形式主義,因為一個人必須想得清楚,才能寫得清楚;反之,文字夾雜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亂。所以文字不好的書,不讀也罷。有人立刻會說,文字清楚的書,也有一些淺薄得不值一讀。當然不錯,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淺薄的內容也就一目了然,無可久遁。倒是偶爾有一些書,文字雖然不夠清楚,內容卻有其份量,未可一概抹殺。某些哲學家之言便是如此。不過這樣的哲學家,我也只能稱為有份量的哲學家,無法稱為清晰動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學家的哲學與唐君毅的相當或相近,而文字卻比較清暢,我寧可讀他的書,不讀唐書。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達上不為讀者著想,那就有一點「目無讀者」,也就不能怪讀者可能「目無作家」了。朱光潛的試金法,頗有道理。

凡是值得讀的智慧之書,都值得精讀,而且再三誦讀。古人所謂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辭上的誇張。「一目十行」只有兩種情形:一是那本書不值得讀,二是那個人不會讀書。精讀一本書或一篇作品,也有兩種情形。一是主動精讀,那當然自由得很。二是被迫精讀,那就是以該書或該文為評論、翻譯或教課的對象。要把一本書論好、譯好、教好,怎能不加精讀?所以評論家(包括編者、選家、註家)、翻譯家、教師等等都是很特殊的讀者,被迫的精讀者。這種讀者一方面為勢所迫,只許讀通,不許讀錯,一方面較有專業訓練,當然讀得更精。經得起這批特殊讀者再三精讀的書,想必是佳作。經得起他們讀上幾十年幾百年的書,一定成為經典了。普通的讀者呢,當然也有他們的影響力,但是往往接受特殊讀者的「意見領導」。

世界上的書太多了,就算是智慧之書也讀不完,何況愈到後代,書的累積也愈大。一個人沒有讀過的書永遠多於讀過的書,淺嘗之作也一定多於精讀之作。不要說陌生人寫的書了,就連自己朋友寫的書,也沒有辦法看完,不是不想看完,而是根本沒有時間,何況歷代還有那麼多的好書,早就該看而一直沒看的,正帶著責備的眼色等你去看?對許多人說來,永遠只有很少的書曾經精讀,頗多的書曾經略讀,更多的書只是道聽塗說,而絕大多數的書根本沒聽說過。

略讀的書單獨看來似乎沒有多大益處,但一加起來就不同了。限於時間和機緣,許許多多的好書只能略加翻閱,不能深交。不過這種點頭之交十分重要,因為一旦需要深交,你知道該去那裏找他。很多深交都是這麼從初交變成的。略讀之網撒得愈廣愈好。真正會讀書的人,一定深諳略讀之道,即使面對千百好書,也知道遠近緩急之分。要點在於:妄人常把略讀當成深交,智者才知道那不過是點頭淺笑。有些書不但不宜精讀,且亦不必略讀,只能備讀,例如字典。據說有人讀過「大英百科全書」;這簡直是以網汲水,除了迂闊之外,不知道還能證明什麼?

有些人略讀,作為精讀的妥協,許多大學者也不免如此。有些人只會略讀,因為他們沒有精讀的訓練或毅力。更有些人略讀,甚至掠讀,只為了附庸風雅。這種態度當然會產生弊端,常被識者所笑。我倒覺得附庸風雅也不全是壞事,因為有人爭附風雅,正顯得風雅當道,風雅有「善勢力」,逼得一般人都來攀附,未必心服,卻至少口服。換了是野蠻當道,野蠻擁有惡勢力,如文革時期,大家燒書丟書都來不及,還有誰敢附庸風雅呢?

附庸風雅的人多半是後知後覺,半知半覺,甚或是不知不覺,但是他們不去學野蠻,卻來學風雅,也總算見賢思齊,有心向善,未可厚非。有人附庸風雅,才有人來買書,有人買書,風雅才能風雅下去。據我看來,附庸風雅的人不去圖書館借書,只去書店買書。新書買來了,握在手裏,提在口頭,陳於架上,才有文化氣息。書香,也不能不靠銅臭。

當然,買書的人並非都在附庸風雅。文化要發達,書業要旺盛,實質上要靠前述的那一小撮核心分子的特殊讀者來推波助瀾。一般讀者正是那波瀾,至於附庸風雅的人,就是波瀾激起的浪花,更顯得波瀾之壯闊多姿。大致說來,有錢人不想買書,就算「買點文化」來做客廳風景,也是適可而止。反過來呢,愛書的人往往買不起文化,至少不能放手暢買,到精神的奢侈得以饜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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