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三去澳門演講，下午退潮時分，朋友帶我沿著細葉榕垂陰的堤岸散步。正是端午前夕，滿街的汽車匆匆，忽見榕陰低處，竟有青篷紅架的三輪車三三兩兩，以我行我素的反潮流低速，悠然來去，乘客和車夫都似乎沒把倏猛的汽車放在眼裏。這一驚一喜，真像時光倒流了——沒有七十年，也有十七年。
我們這一角世界，曾經靠三隻輪子來推動：「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是我幾個女兒小時候最熟的童歌。但那三輪的時代早已消失，收進汽車的反光鏡裏去了。
這世界就像哪吒一樣，我們都在飛旋的輪上來去。當初發明輪子的那人，不論靈思是否得自日輪或月輪，真是一大天才。從此，人類「不脛而走」，實在是空間的一大突破。不過這重大的發明也不是一突就破的。據說最早的輪子是實心眼兒的，像隻木盤，直到將近四千年前才空了心，成了老子所說的「三十輻，共一轂」。
最早的車是否獨輪車，要問考古學家，但這種元老級的交通工具，我小時卻也坐過。這種車北人叫手推車，川人叫雞公車。抗戰初年，我曾和另一個小難民分坐兩側，由一個莊稼漢佝了身子推著，在機械化的日本部隊之前，顛擺而逃。後來到了四川又坐過一次，當然不再是為了逃難，但在蜀道難的崎嶇路上，那一步三擠軋的獨輪，踉蹌而行，真使千山為之痙攣。當時我這小小乘客滿腦子都是三國演義，不禁想入非非，幻覺是在乘木牛流馬，又想「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這樣坐車，也難怪要通不了。想著想著，忽然那車夫大喝一聲，「小娃兒坐好！」
抗戰八年，我在四川度過七年半，正是我的中學時代。那家中學在重慶北郊六十里一座小河鎮的附近，並不臨河，與鎮上只通青石板路，無論去什麼地方全靠步行，否則就得花錢坐滑竿或騎瘦小的川馬。那幾年的蜀山蜀水，全在石板路或土徑上從容領略，算是我的「無輪時代」，現在回想起來，此生所見的一切青山碧水，無論在海內或海外，總以一步步走過的最感親切。偶然，父親從城裏帶回來一本洋月曆，有一個月的插圖是一列火車在落磯山下迤迤駛過，令鄉下孩子常對著那千輪車悠然出神。那時四川之大，所謂天府之國並無鐵路，其實有牧神做鄰居，沒有輪子又有何妨？
抗戰結束，三峽之水從唐詩裏流瀉出來，送我的歸舟一路到南京。我進了大學，也進了「二輪時代」。十九歲才跨上自行車，比起許多少年來，這新的自由來得太晚，卻也令我意氣風發，對空間起了新的觀念。兩臂微張而前探，上身微彎而前傾，兩腿周而復始地上下踹踏，雙輪一動，風景立刻就為我奔馳，風，就起自兩頰，於是飄飄然有了半飛的幻覺。那一代的金陵少年，誰不是風隨輪轉髮隨風飄的單車騎士呢？從此玄武湖一帶便入了我們的勢力範圍，只要有一堂空課，便去湖光柳影裏馳騁一番，帶回來一身荷香，或是一包香噴噴的菱角。
當然，不是所有的二輪都叫自行車。那時南京的大街，在汽車正道的兩側，還有卵石砌成的邊道可行馬車。那馬車夫頭戴氈帽，身披褐衣，高據御座，一手控轡，一手揮鞭，一面打著哨趕馬。我覺得那情調古老而浪漫，每次從鼓樓去新街口，總愛並肩坐在馬車夫的身邊，一路左傾右側，聽卵石道上馬蹄各各的節奏。
另一種二輪車，在當時也很流行的，是黃包車，又叫東洋車，正式的名稱應叫人力車。英文譯為rickshaw，乃是「力車」的近音，也是日文jinrikisha（人力車）的縮寫。年輕的讀者，即使沒有坐過，大概也聽說過或者讀過那本哀沉的小說「駱駝祥子」，知道這種二輪車坐起來未必舒服，拉起來呢，卻非常辛苦。拉這種車，重心高而不穩，陰天則冒雨頂風，晴天則烈日炙烤，吃盡車塵；上坡，是跟土地公拔河角力，下坡呢，卻不承土地公之情，腳上要自備煞車。有時候車上還一大一小，擠坐著兩個人，微薄的車資，竟要車夫做超人。若是車新鈴響，車夫又年輕健碩，闊步赳赳，倒也罷了。最怕上面高坐的是大肚脯的胖客，前面拖的卻是半衰的瘦子，這景象，最易激起悲天憫人之情。要是上面那重磅乘客是一個「西人」，那就更損龍種的自尊，也就難怪一九二五年，長沙街頭，排外的學生們要喝令黃包車上的花旗客下車步行。今日香港的碼頭上，仍然供著一排油漆鮮明的黃包車，充當觀光的道具，要說這是什麼中國文化的遺跡，豈不氣煞了五霸七雄馳驅的戰車？當年黃包車的乘客雖然多為中國同胞，這種「苦力車」卻總是給我殖民地的不快聯想。前幾天在碼頭附近，汽車的長龍之間，忽然閃出二輛黃包車，上面坐著西人，在車隊的夾縫裏穿來插去。乘客東張西望，興高采烈，也許是吉普林和毛姆的舊小說看多了，也許看的只是韓素英的廉價雜碎吧，但兩個車夫拉的是短程，倒也輕鬆自在。當時我心理毫無準備，這唐突的一幕仍然勾起人時光的錯覺，剎那之間，驚愕、滑稽、不快之情，再也理不清。
馬車是二輪加四蹄，黃包車是二輪加雙足，到底比不上自行車只用二輪滾地，自力更生。我的自行車在六朝的塵香裏飛滾了不久，戰雲轉惡，紅旗渡江，我也就轉去了廈門大學。從市區的公園路到南普陀去上課，沿海要走一段長途，步行幾不可能。母親憐子，拿出微薄積蓄的十幾分之一，讓我買了一輛又帥又驍的蘭苓牌跑車。從此海邊的沙路上，一位蘭陵俠疾馳來去，只差一點就追上了海鷗，真的是泠然善也。那輛車，該直的地方修長英挺，該彎的地方流線如波，該圓的地方圓滿無憾；車架的琺瑯藍上繪著亮金的細線，特別富麗動人。跨上去時，窄而飽滿的輪胎著地而不黏地，圓滾無阻，真個是蟲蟻不覺，沙塵不驚，夠瀟灑的。二十歲的少年得此坐騎，真可躊躇滿志，所以不是在騎，便是在擦，在欣然端詳。
廈大才讀一學期，戰火南蔓，又遷來香港，失學了一年。那一年我住在銅鑼灣道，屋小人多，行則摩肩，坐則促膝，十分苦悶，遁世的良方，是埋頭耽讀維多利亞時代的大部頭小說。未能忘情於二輪生風的日子，曾有兩次還跟廈大的同學租了自行車，在夜靜車稀的海邊大道閒駛，重溫南普陀逐鷗的記憶。
最後轉入臺灣大學三年級，才又恢復了騎士的身分，鎮日價在古亭區的正街橫巷裏，穿梭來去。那是三十二年前的臺北，民風在安貧之中顯得敦厚淳樸，在可以了解的東洋風味背後，有一種渾然可親的土氣。上下班的時候，停在紅燈前的，不是今日火爆爆羈勒不住的各式汽車、卡車、摩托車，而是日式的笨重自行車，綠燈亮時，平著腳板心再踩動那些「東洋鐵牛」的，也不是今日野狼騎士的義大利馬靴，而是厚敦敦實篤篤的木屐，或是日式便鞋。
我買了一輛英製的赫九力士，在東洋鐵牛之間倏忽穿梭，正自鳴得意，卻在上課一星期後丟了坐騎，成了「單車失竊記」的苦主。懷著滿腔悲哀搭公車，我發誓要存足稿費再買一輛。看官有所不知，那時候一輛赫九力士值新臺幣五百元，相當於薦任級的月薪，而我的一首打情詩呢，中央副刊只給五元。也就是說，要寫足兩本詩集，才能翻身重登赫九力士，恢復昔日街頭的雄風。當年我在臺大發奮投稿，跟自行車也不無關係。為了提高生產額，也寫了好幾篇散文。如此過了兩三個月，只存到二百元的光景，家中憐我情苦，只好優先貸款，讓我提早實現復車大計。不久第二匹赫九力士的鈴聲響處，又載著意氣昂揚的武士，去上中世紀文學了。
臺北地平街寬，加以那時汽車又少，正是自行車騁騖的好城市。缺點是灰塵太大，又常下雨，好在處處騎樓，可以避雨。最怕是大風欺人，令人氣結而腳痠，但有時豪氣一起，就與大氣為敵，幾乎是立在鐙上，頂風猛踩，悲壯不讓息西弗司，浪漫可比唐吉訶德，似乎全世界的風都灌進我的肺裏來了。那時臺大的大王椰道上猶是綠肥紅瘦，稱不上什麼杜鵑花城，我們在椰影下放輪直駛，不到一分鐘就出了校門。從城南的同安街去中山北路二段會見女友，最快的紀錄是十八分鐘。一場雷陣雨過後，夏夜涼了下來，幾個同學呼嘯而聚，在兩側水田的亂蛙聲裏，排齊了龍頭催輪並進，談笑間已到新店。等到夜深潭空，興盡回馳，路上車燈已稀，連蛙聲也已散不成陣了。這坐騎是隨我征伐最久的一匹，在臺北盆地裏追風逐塵三年有半，有一天停在文星書店的門外，可恨竟被人偷去。於是我進入了「三輪時代」。踩三輪比起拉兩輪來，總是一大進步，至少要省氣力。至少車夫自己也坐在車上，較多歇腳的機會，如果地勢平坦，踩一陣也可以歇一陣，讓車子乘勢滑行，不用像駱駝祥子那樣步步踏實。遇到順風或下坡，就更省力了；最怕是頂頭風或上坡路，有時還得下車來拖。
三輪車出現在中國的街頭，記得是在抗戰之後，但是各地的車形頗不一樣。京滬的和臺北相同，都是車夫在前，在澳門見到的也是這一型。廈門的則把車夫座放在乘客座的旁邊，有點像一次大戰時的軍用摩托車。至於西貢和曼谷的，則把乘客座放在前面，倒是便於觀光。去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