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口紅」請洗擦

雖然《文化口紅》一書過於氣勢洶洶,卻不為無因而發。因為要研究余秋雨,無法迴避這歷史。名作家是公眾人物,無所反省,公眾自有公評。

有人問我,對余秋雨,作怎麼看?我坦然自告:余秋雨最著名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我是看過的,另外的集子零零散散讀過一點。總的印象他的文筆極好,說古也論今,情感極投入,有極動人心魄的煽動力,他與讀者的心理溝通能力極強。缺點是文章的思維方式和格調都差不多。散文家其實是比小說家還要自由的「自由職業者」。鳥飛天高,魚躍海闊,那般恣意隨情。也就是說:這一回見他舞刀,下一次再看他弄劍,正驚歎他武功了得,忽又見他繡花繪畫。余秋雨文章極好,但把式不多。為文要狡獪一點,他不夠幽默。為人要平實一點,但為人所了解談何容易?那是非要接觸而後才可知道的,哪裏能夠輕下決斷?單從他的文章看,我只能看出這人深刻。刻,而且深,好比水,水太深了,就看不到底了。他不是個清純的人。

這些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缺點。花樣不多,曹雪芹也沒有其他文筆佐證他能夠寫出有異於《紅樓夢》格調的小說,對自家有所突破。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膾炙人口,書裏頭說保爾——也就是他自己——怎樣殫精竭慮艱難跋涉地寫《暴風雨所誕生的》。及至看到書,不但沒見到「突破」,且是遠不逮他的處女作。我不妄攀,但可類比。

我的書出來,有很多讀者希望我的新書「一部比一部強」,有些專家也盼我能「有所突破」。這都是好心,自問也是努力了的,但就是突破不了自己。有的人能超越自我、戰勝自我,那當然都是了不起的人,我只是瞎敬佩,自己做不來。當然,寫長篇玩意兒和短篇不能同執一說。一個人寫一篇好散文,大家讀了新奇稱賞,拍案擊節;倘篇篇都是一個模範鑄出,如同做什麼機器零件那般,一個壓一個,再一壓又一個,看得多了,可以想見他「再一壓」是個什麼樣子,那也就興味減了,並漸漸沒了。秋雨先生的「變著」少了點。就文章的情思而言,他的深刻、暴露的情緒像是隱著什麼影子,「天涼好箇秋」後頭有許多「欲說還休」的樣子。

記得多年前讀黃裳先生的遊記散文,風度翩翩又大方典雅——我看秋雨先生是受了一些他的影響的——但黃裳的文章絕沒有故作張致,賣弄學識;絕不聲色俱厲,張牙舞爪。比較起來,這本《苦旅》有點像小媳婦訴說家事,口無遮攔,悲憤難當,連淚帶聲說個不了,卻是直奔「目的」——換聽眾的動容,賺聽眾的眼淚。從「大氣」這條上說,相去也就遠了。

本來對秋雨的人和文的看法也就如此而已,然而最近見到一本書,叫《文化口紅》,是專門解讀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其中涉及到一些秋雨先生過往的生平人事,我便有些新的思索。這本專著二三十萬字吧,分了四輯評點余的文和人。並非專門說散文的,多是負面的謫貶,也有個把篇是褒揚。分別說了余先生文革中的表現和他的「現行」文章行徑。結論很乾脆明白,他是「文化口紅」。口紅是什麼意思?抹上很好看,一洗就掉了。這當然是很不客氣的月旦了。余先生是男人,男人擦口紅.無論如何帶了妖氣。恐怕性變態的人才會這樣喬妝。如果有這意思,參照我讀《文化苦旅》的印象:口紅之說稍見刻薄了點。但我以為既然擦乾淨就算完,余先生似也不必怒髮衝冠憤氣干雲。

先說文革的事。「石一歌」我是讀了書才曉得,那原是「十一個」的諧音。余先生辯解說那是什麼無足輕重的「外圍」寫作組,確有遮掩避諱的嫌疑。現在五六十歲的人,誰人不知道「梁效」、「羅思鼎」、「石一歌」這些組織的性能作用呢?我那時在部隊,除了「兩報一刊」社論,他們的文章是指導政治學習的重要文獻,起「領會運動方向」的作用的。按照「總要先造輿論」的原則,那些人出動重大舉措,總要由他們先吶喊一陣子,弄得風雨滿天下,然後就是血腥。這樣的事誰會忘得掉?

今日事過境遷也時過境遷。冷靜理智地觀照這點歷史問題,雖然覺得《文化口紅》一書過於氣勢洶洶,我以為周冰心、余傑先生們不為無因而發,吃飽了撐得發慌而發難揭示。因為要研究余秋雨,無法迴避這歷史。歷史既不能改變,也無法隱藏,名作家是一個公眾人物,無所反省,公眾自有公評,這是自然之理。這點「口紅」應該洗擦。從另一面說,我以為這點「歷史問題」也實在不值得張致著大驚小怪,我猜暗室中余秋雨先生也許自家也太看重了,以至於羞慚內愧不能舉言。現在二三十歲的人,你怎麼和他講「文革」,他也難以找到當時的那種「感覺」。「六億神州盡瘋狂」的場景,想像不來。「一小撮」與「一大片」各自況味若何,更是茫然得可以。三四十歲的,也只是稍稍影綽一點罷了,真的是十年一場夢,自解其中味。人的趨高性,將來是的,現在是的,過去何嘗不是的?我不講別人,我在連隊,連有連的寫作組,營有營的,團有團的……各級各層各個部門組織都有。哪個寫作組的成員不巴望在大批判中「表現」一下呢?因此「石一歌」在當時不是個恥辱的名字,是個論書寫作人嚮往的地方。我甚至想,或許余先生今日的歷史知識,是昔日工作的積累呢!中國幾億人,只出了個別如張志新那樣的勇士。余先生為這點子創口塗口紅,竊以為不智。再看「現行」的,余先生的《告全國讀書者》,也看了看原文,我覺得兩造都太激切了。周冰心硬把余秋雨看成無知自大狂,文章裏把「讀者」代換成「人民」,生硬勉強,文詞帶了「霸氣」,得理不讓人,咄咄逼人。我調侃一句,余傑、余秋雨,一個真「搗蛋」,一個確實有「蛋」可搗。但始作俑者確是秋雨先生。把賣書、盜版、評論的事說得那等邪乎,確是重重地給自己抹了道口紅。

文革中的「問題」誰找不出一點?

盜版問題,像樣點的書都盜了。

何必那麼張致呢?

既是口紅而不是瘤子,洗掉拉倒。或者用餐巾紙擦掉算完。弄掉口紅,余秋雨就不難看了。

《明報月刊》二〇〇一年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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