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筆者曾在政論雜誌上，看到有人以「孔明心態」這樣的一個類比來臧否政治人物。這個類比顯然是來自《三國演義》，在《三國演義》裡，孔明「草堂春睡」，要等劉備「三顧茅廬」後，他才道出「天下三分策」，出山驅馳。所謂「孔明心態」指的大概是一個人，「擺出看破紅塵的清高姿態，需要對方執禮甚恭，三敦四請，他才勉為其難地出山，以濟困解厄」的一種心態。
除了「孔明心態」外，還有很多類比和諺語也都與孔明有關，譬如「賽諸葛」、「小諸葛」、「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等：甚至連「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這種政治見解，也是來自孔明。這些類比與見解的被廣泛使用，都說明了孔明不僅是個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更是一個超越歷史的象徵人物。「孔明心態」裡的「孔明」、「賽諸葛」裡的「諸葛」，前後《出師表》裡的「臣亮言」，代表的其實是漢族文化裡的一個人物「原型」（archetpye），是此一文化圈內某些共通意向或理念的表徵。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在人世的舞台和時間的洪流裡，不知浮沉過多少英雄人物，雖然「是非成敗轉頭空」，但這些英雄人物和他們的是非成敗卻積累而成歷史。在「幾度夕陽紅」之後，後世的人只能透過歷史記載和小說戲曲去重新認識這些英雄人物。
在一個民族的集體潛意識中，對歷史與人物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主觀意念」、某些個既定的結構。它們像「文化的篩孔」，特別易於過濾、涵攝符合此一心靈模式的歷史枝節和人物特徵，然後以想像力填補其不足，「再造」歷史與人物。這種「再造」往往是不自覺的，甚至可以說是來自亙古的「召喚」，唯有透過此一「再造」，一個民族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才有顯影的機會。
一個「原型性人物」假借自歷史，但必然也會脫離歷史。當我們想根據歷史記載和小說戲曲去辨認孔明的形貌、思想、人格乃至心態時，就會發現事實上有「兩個孔明」存在著：一是陳壽《三國志》裡的孔明，筆者稱之為「塑造歷史的孔明」；一是羅貫中《三國演義》裡的孔明，筆者稱之為「文化塑造的孔明」。
時至今日，「塑造歷史的孔明」已日漸模糊，但「文化塑造的孔明」卻仍然鮮活地活在廣大漢民族的心目中。這不只是因為《三國演義》的流通量大於《三國志》，更是因為《三國演義》裡的孔明，較契合漢民族的心靈。
《三國演義》是《三國志》的「再造」，它筆下的孔明，真實性只有三分，虛構性反倒佔了七分。歷來有不少人比較《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爬梳出其中「兩個孔明」的異同，但卻少有人指出這種異同代表什麼意義。本文不想重蹈前人舊轍，而擬兵分二路：一路從《三國演義》來探討「文化的孔明」，及其所代表之「原型」的象徵意義，這主要是想呈現文化與歷史的糾葛，漢族心靈的曲折及特色。另一路則從《三國志》等史實來剖析「歷史的孔明」，特別是他的人格型態與政治見解，希望能對台灣目前的環境及去路有所啟迪。
※「主公」與「軍師」的文化型構
《三國演義》裡的孔明，主要是在代表漢族文化裡的兩種人物原型：一是「軍師」，一是「高人」。「賽諸葛」是足智多謀的「軍師」象徵，而「孔明心態」其實也就是一種「高人心態」。在歷史上，「軍師」與「高人」當是二而為一的，雖然「高人」不一定是「軍師」，但「軍師」一定是「高人」。
在中國歷代的開國演義小說裡，都有「軍師」此一原型性人物，興周的姜子牙、創漢的張良、開唐的徐茂公、佐明的劉伯溫等，可以說都是這種原型人物的周期性再顯。當徐庶向劉備推薦孔明時說：「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註：即呂尚、姜尚、姜子牙），漢得張良也。」孔明正是這樣的一個「軍師」。
在演義小說裡，當天下大亂時，一定會有「主公」與「軍師」的「最佳拍檔」出現，而這個「最佳拍檔」通常有著如下的結構：
「主公」是行王道的，他正心誠意、弔民伐罪，有著儒家的色彩；而「軍師」是行天道的，他神機妙算、足智多謀，有著道家的色彩。我們可以利用結構主義的觀點，由具體而抽象，列出如下的二元對比：
劉備：孔明
主公：軍師
儒家：道家
王道：天道
常：變
陽：陰
在漢族的文化社會裡，儒家是「陽」、是「正」（正位）、是「常」（常規的能力），而道家則是「陰」、是「副」（副位）、是「變」（變化、超常的能力）。雖然這是一種「二元思想」，但「陽」與「陰」卻不是對立，反而是互補的。在抽象的層面上，「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補償」；而在實質的層面上，「軍師」則是「主公」的「輔佐」，劉備和孔明的關係是「如魚得水」。這種形式的結合反映了漢族文化裡的一個核心觀念——「陰陽相濟」，深入人心的「陰陽相濟」觀，亦重現在「王天下」此一歷史偉業中。
《三國演義》裡的孔明，正符合這種文化架構裡的「軍師」原型，我們甚至可以說，羅貫中是聽從漢民族集體潛意識心靈的召喚，根據既有的文化理念去「塑造」孔明的。而歷來為演義小說的作者諸君，也都無視於歷史事實，便把姜尚、張良、諸葛亮、劉伯溫等編派成「同路人」。
這種來自文化的情結，即使時至今日仍會不時發作。當李登輝擔住總統後，即有記者問他「背後是否有什麼高人指點？」好奇的國人也都拉長耳朵來聽。李登輝說「指點他的高人」是「上帝」和「蔣經國」，這個答案雖然四平八穩，但聽者都難有「滿足感」，因為他這種回答並不符合漢族文化的「深層結構」。
※本質先於存在的軍師形貌
羅貫中有意把孔明描繪成一個具有道家思想和言行舉止的「軍師」：
在第三十七回，劉備和關羽、張飛訪孔明不遇，但見草堂中門上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第三次往訪，「草堂春睡足」的孔明總算出來相見，「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的「借東風」故事裡，孔明向周瑜說：「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於是周瑜派人在南屏山建一七星壇，孔明於「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焚書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
在第九十五回的「空城計」裡，司馬懿兵臨西城，孔明大開城門，由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他自己則「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僮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左童手捧寶劍，右童手執塵尾」，計退司馬懿的十五萬大軍。
在平劇及其他地方戲裡，孔明都是穿八卦道袍的，更是十足的「道家仙長」扮相。
儒家是「常」，道家是「變」，做為「主公」的劉備只有常規的能力，而身為「軍師」的孔明則必須有超常規的能力，除了足智多謀外，還要有神機妙算。在《三國演義》裡，孔明的神機妙算多得不勝枚舉，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功業」主要是來自這種神機妙算。第四十六回的「借箭」、四十九回的「借東風」、五十五回的「錦囊妙計」、八十四回的「八陣圖」等均屬之。
在「借箭」故事裡，孔明向魯肅透露：「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這意思似乎在說，孔明的神機妙算有一部分是來自他淵博的知識。但當劉備赴東吳成親時，孔明給隨行的趙雲「三個錦囊」，要他在三個特定時刻拆開來看，「內有神出鬼沒之計」，自能逢凶化吉；以及在入川時，孔明事先在魚腹浦以石塊佈下「八陣圖」，後來劉備伐吳兵敗，吳將陸遜乘勝追擊，大軍竟受阻於此一八陣圖，而化解了蜀漢的危機；這些神機妙算都都是「超乎知識」的，他這種能力讓劉備讚賞：「先生神算，世所罕及」，也讓周瑜、司馬懿嘆息：「吾不如孔明！」
孔明最驚人的神機妙算是在劉備三顧茅廬時，他所定下的「天下三分策」，以後歷史的發展，幾乎完全照他的分析進行，絲毫不爽。這種功力絕非時下的「趨勢報告」所可比擬，它們代表的是一個層次完全不同的「天機參透」。
《三國演義》裡的這些精采描述，當然都是正史裡所沒有的。在正史裡，劉備雖「三顧茅廬」，對孔明甚為禮遇，但初始並未重用，在赤壁戰後，才「以亮為軍師中郎將」，而所謂「軍師中郎將」並不等於「軍師」，它的職責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要等到劉備平定益州後，才以孔明為「軍師將軍」，這時距離「三顧茅廬」已經七年。但在《三國演義》裡，劉備卻在初識孔明後沒幾個月，就將大軍交給他指揮，而有＜博望坡軍師初用兵＞、＜諸葛亮火燒新野＞等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