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闖入中國古典文學領域，可以說是出於偶然的機緣。將近兩年前，師大國文系的鄭明娳教授打電話到《健康世界》雜誌社來，說她為《台北評論》策劃一個「從古典文學看中國女性」的專題，希望我能從精神分析的觀點分析一下《金瓶梅》裡的潘金蓮。與文學界殊少來往，將近十年未在外面的報章雜誌寫過文章，也從未分析過文學作品的我，第一個反應是以「忙」為「遁」。當時我的確是在「窮忙」，除了《健康世界》的編務外，更忙著由我和內人一手包辦的《心靈》雜誌的一切瑣事。但拗不過鄭教授的熱心與盛情，最後還是答應了。
在寫了《從心理分析看潘金蓮的性問題》後，當時任《台北評論》執行主編的林燿德君又來找我，要我「繼續寫」，恭敬不如從命，所以我又在《台北評論》寫了兩篇：《從梁祝與七世夫妻談浪漫愛及其他》和《從薛氏父子傳奇看伊底帕斯情結在中國》。後來《台北評論》停刊，燿德兄到《台灣春秋》擔任文學主編，他又來邀稿，要我「轉移陣地」，結果我跟著「轉進」到《台灣春秋》。隨後，燿德兄離開《台灣春秋》，我不知進退，還繼續寫下去，直到今天，居然已到了能出一本書的地步。
但我的闖入中國古典文學領域，也有機緣以外而近乎命定的成份。在鄭教授向我邀稿時，我正處於「四十而大惑」的人生危機中，幾經徬徨，做了兩個重大決定：一是停掉以介紹西洋心理學、精神醫學、腦神經生理學、人類學和科學哲學為主的《心靈》雜誌：一是投靠名門大派，改到各報章雜誌上寫文章。鄭教授和燿德兄成了適時出現的「貴人」，雖然我很久以前就想以「西學為用」，來理解「中學」這個「體」：也很想碰一些古典文學，以博得出身台大中文系之妻子的「讚美」，但一直停留在「白日夢」的階段。若沒有他人催逼與發表的園地，我可能到現在還未動筆，或者已改寫別的東西。
這些文章在刊載時的專欄名稱為「古典今看」，但寫了一兩篇後，就發現我的「看法」跟學院派文人不太一樣，不同的地方主要有兩點：一是我所探討的多屬「周邊文學」，譬如《七世夫妻》、《薛丁山征西》、《肉蒲團》、《封神榜》、《周成過台灣》、《子不語》、《笑林廣記》等，即使在討論《紅樓夢》時，我的主題依然是林黛玉的「病與死」這個「周邊」問題。一是我除了用已被接納為「一種文學批評理論」的精神分析學和分析心理學外，還用了大量的社會生物學、意識進化論、性醫學、超心理學、人類學、甚至腦神經生理學來解析這些文學作品；事實上，我是以我比較熟悉的「知識體系」來「看」這些古典文學的。
這當然跟我的所學有關，每個人都會受到他個人知識經驗的局限。我為什麼會以「周邊」的方法去分析「周邊」的文學作品，在相關的篇章裡，都已做了說明，此處不再贅述。個人的一個想法是，中國古典文學是祖先留下來的一份豐富精神遺產，要使現代國民再度親近它們，我們應該以更寬廣的視野、更多樣的角度來賦予它們以新義，為它們爭取更多的讀者。筆者誤打誤撞，覺得自己所寫的，在學院派文人眼中也許根本稱不上什麼「文學評論」，但即使屬於散兵游勇，既然寫了，卻是有心要賦予這些文學作品以新義的。
雖然「有心」，但顯然不夠「用心」，因為一個月要寫一篇，加以諸事煩忙，每篇文章從閱讀原書到撰文，只能有一個禮拜的時間，疏拙之處在所難免，這是要請讀者原諒及行家高抬貴手的。
王溢嘉
一九八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