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默生說：「文人之間最投緣的交談只有一次。」為什麼呢？
我想文人大概有一種特別的氣燄，把自己高高地標舉在一個位置上，俯瞰人群似的。像明代的莫叔明，愛寫險僻的詩，專門苦思別人沒說過的話，有一次寫了幾句別人容易懂的，就問朋友道：「這幾句寫得太容易了，別人把我小看成唐朝的岑參怎麼辦？」讓朋友想笑也笑不出來，怎麼再長談？
明代另一位桑悅，也是敢說大話，不但以孟子自況，還公開說自己文章天下第一，同事常遭他狎侮，都討厭他。後來他被謫遷到柳州，他不願去，別人問他為什麼？回答說：「柳宗元就靠那柳州出名，我一去就會把他名聲奪走，怎麼忍心？」也教人錯愕得無法接話。
文人是慣有此種氣燄的，個個傲慢異常，因為文學作品不是科學實驗，無從驗明好壞等級，文章又都是自家的好，所以文人自命不凡，容易變成誰也不服誰。
想起清初的毛奇齡，就是「封己自是」型的，看不起蘇東坡，認為蘇的詩文詞繁意盡，離風騷太遠，批評「春江水暖鴨先知」寫得不好，為什麼鴨先知而鵝後知呢？他也看不起朱熹，竟綁了一個稻草人做朱熹芻像，侍立在書桌旁，對朱熹文章裡有不滿意的地方，就拿小棒子打稻草人，表示貶辱。其實毛奇齡的藝文成就能趕上蘇軾嗎？經學成就能趕上朱熹嗎？
後來龔定庵的兒子替定庵編文集，也學毛，把父親的神位牌放在案上，一遇詩文中有疑問，就用筆桿敲木主，嘴裡叱責道：「這裡糊塗，我幫你改！」其實這兒子又哪能比得上老子呢？兒子亂改老子文章，明代歸有光的兒子歸子寧，就是如此，幸好一位姓董的書商夢見歸有光催他說：「趕快拿我文章來刊刻，不然要被兒子塗抹完啦！」
再則藝文天地很遼闊，細分起來，百類千門，文士各擅長其中一二門，就睥睨其他類，也造成人人都自認為頂尖第一。
近年牟宗三先生臨終時，稱譽自己的著作是「古今無兩」，讀牟先生的論著，也不得不承認「古今無兩」並非誇飾。但聽牟先生的弟子說：「牟先生不和同輩朋友來往，只喜歡和學生長談。」令我想起明末的詩人杜濬，也是「性孤傲，同輩不甚相接」的，有人勸他，他辯解道：「我愛睡覺，睡得美的時候，就算司馬遷韓愈在隔壁，我也懶得拜訪！」這話更顯出了他的傲慢。藝文有各種範疇，各自有獨立天地，你獲得了此項第一，說不定別人攻上了另一項第一，如果高自誇許到司馬遷韓愈都看不上眼，同輩會有競爭，自然更瞧不上，如何作最投緣的交談？
無奈的是：古今傑出的文人學士，原本就要選那些「胸中無物，眼底無人」的角色去做的，不無物，山川天地怎麼任他筆端揮斥；不無人，諸子百家怎麼聽他筆端驅使？正因如此，文士多傲慢，傲慢的人，誰又受得了另一個更傲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