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夏之交，在中國，特別是在非典這種氛圍中，講真話是非常不容易的。鍾南山講真話的方式，在當時的氛圍下至少比講假話好，破除了講假話的氛圍。鍾南山的真話，毫無疑問，推進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程。
按呼研所工作人員的話說，與其說是非典成就了鍾南山，不如說是道義將使命給予了有鐵肩的人。是這樣一個重大考驗，把鍾南山放到了歷史的天平上。
非典這個突發事件，讓鍾南山脫穎而出，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然而，正所謂偶然產生於必然，鍾南山憑的是一貫的積累、堅實的底蘊。
說到鍾南山，呼研所黨支部原書記程東海感慨良多。作為非典時期臨時受命來到呼研所的黨支部書記，他有對「南山精神」透徹的論述和深刻的體悟。程東海說，其實在非典之前，在很多患者的心目中，鍾南山就是名副其實的好醫生。只是非典這樣一個歷史的契機放大了他，正所謂時勢造英雄。
要真正了解鍾南山，就得走進他的內心深處，感受他的人性化情懷，這樣才能真正懂得他的魅力。他有很多閃光的地方。程東海誠懇的語言讓人內心隱隱地有種感動。
程東海是一位講政治、有水平的黨支部書記。他提綱契領地介紹了鍾南山院士幾個最閃光的特質。他認為鍾院士有一條最突出，就是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對祖國的信念、服務社會的信念。鍾南山在1979年去英國留學，當時不論是他的導師也好，還是其他人，都希望他留在英國工作，因為當時國內的條件還非常差。但他「兒不嫌母醜」，毅然回國。回來以後，鍾南山也還是有很多機會再到國外去工作，但是他一直都沒有走。
在非典時，國外有很多媒體對中國作了妖魔化的宣傳，美國還有其他某些國家的一些媒體都有大篇幅的負面報道。在這種情況下，鍾南山儘管要負責撰寫很多關於非典防治的文稿，在呼研所也有很多重病人要救治，他非常忙，很疲憊，但是只要有機會，就主動到國外去演講。國外的人都知道，他在呼吸疾病這個領域內是中國的權威。他的這種做法得到國外很多學者的認可。
程東海稱讚鍾南山真是不容易，他在世界各國和地區發表的言論，應該說為我們的政府緩解了很大的壓力。他以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眼光，以親身經歷的救治過程，對非典在中國是怎麼發生的，政府是怎麼來應對的、起到了什麼樣的效果，進行了大量的講解。當時，國外的記者不了解，國外的政府也不了解，以為中國還在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所以來醜化中國政府的形象。鍾南山在這麼嚴峻的情況下去了國外，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程東海神情驕傲地說：「這也是黨和政府後來給了他這麼多榮譽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你知道那個時候有點像什麼？各國都把中國封閉起來了。開廣交會時，很多國家和商人都不來廣州了。許多國家把中國列為『疫區』，從政治上和外交上把中國給隔離起來，那是多麼嚴峻的關頭啊！鍾院士功不可沒，就在於他實事求是、敢講真話的做法，對中國的民主政治進程起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促進了中國政治的開明。」程東海饒有興緻地介紹著，那神態特別自豪。
2003年非典期間，鍾南山敢于堅持真理，幾乎蒙受「泄露國家秘密」的誤解去發現病毒，力挺「冠狀病毒」之說，堅持以皮質激素控制非典病情，危急關頭主動請纓，頂著政治壓力說出真相。不僅如此，他為國家挽回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響的作為，表現了一位科學家的使命感和責任心。非典後期，他還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對非典病毒宿主的搜尋、核實與考證工作，為打贏抗擊非典戰役畫上了完美的句號。當2004年非典出現捲土重來的跡象時，又是他在關鍵時刻面對香港媒體，說出了重要的事實依據。
因為是醫學專家，始終親臨抗擊非典一線，所以鍾南山對國際輿論具有說服力，可信度高。對科學的嚴謹態度、讓西方人易於接受的理性的表達方式，都順理成章地使他成為中國政府和國家形象於非典時期在國際舞台上的代言人。
然而，沒有人指派鍾南山去做這樣的事，這完全是他個人自覺自愿的行為。
程東海作了一個假設：「假如是政府去講非典這個事，說我們中國是怎麼去做的，國外的人就會不太相信；因為我們國家一開始應對這個事件的立足點和方式方法出了問題，人家已經不信任了。但鍾院士一開始就以自己的科學精神，贏得了大家的信任。他主動去講，而且是以一個學者的角度去講，從第一例非典病人開始講到抗非的全過程，都實事求是地講了出來，所以很有說服力。」
程東海接著以交流的口吻這樣說：「你看是不是可以說，鍾院士講實話這件事，讓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即政治的真實化時代，它讓醫學和政治達到了一種默契。」
有人說，2003年「鍾南山現象」的出現是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實行民主政治的試金石。是否也可以這樣說，鍾南山的成功，真正試出了時代的科學、民主精神。
程東海認為，鍾南山的出現、他在非典中所表現出的科學精神、他的感言，對整個國家、對傳統思維、對那些在重大事件中報喜不報憂的惡習是很大的衝擊。因此，鍾南山觸動了政治，一時間遭受了冷落，承受著精神的壓力。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往往一個小小的單位事件，就可以引發整個社會甚至是全球的關注；所以，信息不公開是沒有用的，那隻能更加被動。例如後來的「三聚氰胺」、「毒牛奶」等事件，都說明報喜不報憂的思維方式再也不能繼續存在下去了。
非典還激活了國家的應急管理體系。非典之後，從中央到各個省區市都基本建立了應急管理體系。從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重大突發災害造成的損失。
非典對國民的健康衛生習慣養成也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比如直接關係到十幾億民眾疾病預防問題的一個小的細節——洗手，被空前地重視。
非典的出現，還大大減少了人們對野生動物的殺戮。
國家對醫療衛生事業的重視同樣上升了一個高度，政府加大了對醫療衛生行業的投入。政府、醫療機構和民眾對未病先防空前重視。全民更加重視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抗擊非典戰役展現了鍾南山的科學精神，民眾敬重的也是他的科學精神，他對整個社會的推動靠的還是他的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說白了就是講真話、講實話、講有事實依據的話。
真話是一個直觀的表現。2003年春夏之交，在中國，特別是在非典這種氛圍中，講真話是非常不容易的。真話也有可能是錯的，但是鍾南山這種講真話的方式，在當時的氛圍下，至少是比講假話好，破除了講假話的氛圍。
鍾南山一貫講有根據的話。他以科學家的視野來講話，體現了科學性。這一點在非典時期，尤其重要。
非典過去多年了，但是程東海始終沒有間斷對鍾南山在抗擊非典戰役中重大作用的思考和研究。他說，就是在非典時期、在三岔道口、在真偽上，證明了鍾南山的科學理性。一個是衣原體，另一個是冠狀病毒，是鍾南山在這件事上根據自己的研究做出判斷，尤其在那麼大的壓力面前，堅持自己的觀點，直到被中共廣東省委支持和採納。鍾南山的一些觀點在他的據理力爭之下，對整個廣東乃至全國的非典防治工作都起到一個很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