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當一位作家執著筆，永遠沒有些微倦容呢？有人說是為了錢，評估得太低，那是變成了通俗作家以後的事；有人說是為了責任感，又評估得太高，那是變成了時事評論專欄作家以後的事，依我愛好純文學的觀點來看，執著筆不倦，實在是為了自己享受這「抒發之樂」。
人有了英雄之氣，總想昇霄縱海，大張金翅，做一番快心的事；人有了才俊之思，也想穿苞破蕊，千林吐春，成就一番抒發之樂。必然是內心的塊壘有一種崩解爆裂的壓力，催促這靈奇去綻放，才有不吐不快的感覺。
像漫天迸飛的雪銀，像遍地怒放的花馨，只顧不知吝惜地恣情發抒，至於雪白了會污穢，花馨後將萎落，都在所不計的！所以你認為作家是為了錢、為了名、為了責任，不是不對，都落入了第二義的「人為」，在第一義的「天機」裏，真作家只是為了快心的抒發，像撒雪開花的天地之心一樣，只顧快心的抒發！
民主時代的好處，就是人人有抒發的自由，也有維護別人自由抒發的義務，議會殿堂裏，爭搶麥克風，或霸佔住麥克風長時不讓，在自享抒發之樂時，或許會妨害別人的抒發之樂，便會生不快的爭執。若能像蟬一樣，各自抱住了秋林的高枝，長聲無忌，毫無限制，又不會妨害別人抒發之樂的，正如作家一般，各個枝頭蟬樣的自鳴自唱，比「限時發言，針鋒相對」的議會發言要快樂多了。
古代作家的抒發之樂，受了媒介物貧乏的限制，作品要「藏諸名山，傳諸其人」，作家親身不易見到作品流傳之樂。幸運一些的，有人肯傳鈔，一以抄十，十以抄百，使令爭抄得「洛陽紙貴」，大概是最大的樂事。哪能像今天，報紙動輒印成百萬份，廣傳電視，遍及山隈海角，一篇文成，旦夕之間，四海人讀，真是「文成坐看人爭讀，李杜生前無此福」！這種抒發之樂，是李白杜甫生前也夢想不到的高度享受。
享抒發之樂，既然是一種福氣，那麼享福者要特別惜福不要造孽才好。落筆之時，要有憂國的仁心，有敢言的勇氣，有周延的才智，忠誠而不忘寬恕，多情而不加忮害。像王維，像鄭燮，都在安祿山造反的時候，被加以偽職，但在杜甫的詩中，並沒有一首譏嘲掊擊的詩，杜甫寬厚地同情王鄭有不得已的苦衷，並沒有嫌他們「才名軋己」而乘機揭發瘢垢。同樣的，像杜甫，像李白，光燄萬丈長，而韓愈卻沒有絲毫媢嫉傾擠的惡習，反而推崇備至。韓愈的才力不下於李杜，有足夠的學識與器量使他足以深知李杜的偉大，這些大文豪的作風，都是吾人在安享抒發之樂時，要引為光輝典型的。
抒發之樂既如此，如果一個作家只拿來作譏刺、作挑撥、作煽情、作顛倒之辯、作鉤錢之用，真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