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文學工作的人，稍稍深入堂奧，就面臨著「創作」還是「研究」二條不同的道路，也就是做「作家」還是做「學人」的抉擇。作家需要縱橫奇放的才情，學人需要精嚴淵博的學問，作家最高的成就是成為大手筆，學人最高的成就是成為大師。
作家重在創作；學人重在研究。創作出於自發，要憑空創造出靈動的文字；研究出於對象，要據實查證出真切的原委。作家厭惡拾人唾餘，蹈襲剽竊都成忌諱；學人則必須時時掉書袋，句句加註腳，一失去依傍就成空言胡說。所以作家即使鎔裁別人的思想，重在自我的發揮，引書多了就嫌雜，多用別人的話就算墮落；而學人全靠學力的深厚，重在資料的掌握，引書少了就嫌漏，在援引之中就代表一種判斷。因此作家是鎔裁別人來造就自己的；而學人是獻出自己來彰顯前人的。
由於作家重才情，才情多半出於天賦，聰明由內而出；而學人重功力，功力多半積於工夫，知見由外而入。天賦才情最可貴，因此作家常常自傲，輕視學者。從唐朝起，考「經學」出身的「明經」，遠不及考「詩賦」出身的「進士」吃香，直到訓詁盛行的清朝，依然有「避君才筆去研經」的說法，退避作家的才筆，才去「研經」，等於承認缺乏才情的，只好做評論研究的工作。於是袁枚才有「作家像是勞心，學者像是勞力，而作家勝於學者」的話，西方人說得更露骨了：只見為莎士比亞、貝多芬建銅像的，誰見過為研究莎翁及貝多芬的大師建立銅像的？平心而論，學者怎能說不勞心？而孔子固然被建了銅像，研究孔子而詳註四書的朱熹，也一樣有人為他塑像的。當然，著作家在前，研究者在後，但研究者同樣再啟迪後來的著作者，先後主從關係乃是循環影響的。
再平心而論，大手筆不能無實學，大師也不能無文才。近年來有所謂「灌水書」、「灌水論文」出籠，太多不學無術的人躋身為作家詩人；太多無才無識的人僥倖稱博士教授，所以也就長期見不到大手筆與大師。像宋代蘇東坡，肚子裏淹貫經史，才成了大手筆；像朱熹，照樣有詩文傳誦人口，才成了大師。推之漢代的司馬遷是大手筆，學識也是一流的；漢代的鄭玄是大師，文札一樣垂之千古，都是才學兼備的典範。
有才而無學，好像一個巧妙的建築師，能構圖設計，卻沒有工具與磚瓦；有學而無才，又像一個笨拙的泥水匠，雖存積了些磚瓦與工具，卻不能作偉大的構圖設計。如果說學問是材料，才氣乃是匠心，兩者是相資為用的，良材良匠缺一便不能成良器。因此徒騁其才，才必衰竭，必仗學問才是根基；徒炫其學，學必僵腐，必待才情方具靈魂。明白這道理，作家與學人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懂得互補短長，才是成為大器的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