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一個感動各個世代的名字，她的作品涵括小說、散文、評論、兒童文學，讀其書如其人親臨身邊，「真實不造作」的親切風格使她風靡文壇五十年而不衰，《琴心》、《桂花雨》、《橘子紅了》皆是膾炙人口的作品，也是琦君一生經歷的心靈寫照。
難忘的童年經驗
琦君，原名潘希珍，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生於浙江永嘉縣瞿溪鄉，幼時父親將她托給奶娘照顧，混在鄉村雞鴨群裡長大，自小與雞對望，因此常被啄得滿臉傷還滑成了滑稽突梯的鬥雞眼，又因為沒有人同她講話，只有一隻大黃牛鎮日「哞哞」地叫，因此琦君到了三歲還不會說話，見了人只會「哞」。琦君學語的啟蒙老師是夏承燾先生，其筆名「琦君」便是因夏老師取其「希世之珍琦」的「琦」字來稱呼她，再加上禮貌性的敬稱「君」字，促成了「琦君」這個有特別意涵又可紀念恩師的筆名。
琦君家學淵博，自小由父親帶領七歲就開始讀唐詩、詩經、習字，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培養了濃厚的國學素養，並且喜歡偷看《三國演義》等武俠、言情小說，啟發她對文學創作的興趣。十一歲時，在北平的哥哥去世，琦君以文言文寫＜祭兄文＞，又以白話寫＜哭哥哥＞，白話文一篇被堂叔稱讚有加，於是開啟她寫語體文的契機。十二歲時進入「女學堂」就讀，一位外國女老師韋先生給她無比愛的教育。十四歲時，開始接觸西式教育進入弘道女中就讀，十七歲成績優秀直升高中部，在此時期琦君雖在父親督導下研讀《通鑑》，然而好求知的她，暗中讀著新舊小說，同時受到新舊文學的洗禮；中學時因常作文言文，被同學稱為「文學大將」，但投稿報紙副刊卻慘遭退稿，高中時經國文老師的耐心鼓勵，由回憶文入手，成了校刊及報紙副刊的常勝軍。二十歲時轉考之江大學中文系，並碰到一生的恩師江南大詞人夏承燾先生，他常引領學生欣賞大自然，憑個人興會領略作品，就個人性向寫出自己真性情的作品，這樣耳濡目染之下，影響了琦君一生樸實無華、淡雅雋永的寫作風格。
琦君一歲喪父，四歲喪母，由伯父潘國綱先生扶養長大，潘國綱先生是一位大將軍，伯母則是一位擁有傳統容忍美德的中國女性，他們倆便是琦君在文章中稱為父親與母親的人。由於父母是指腹為婚的，所以兩人的個性天南地北，相處並不融洽，而且父親甚至在母親三十歲生日時帶回一個姨娘，傷透了母親的心，這個姨娘打扮新潮，又懂得收買人心，因此很得父親及僕人的喜愛，自從姨娘來了之後，琦君便常見母親獨自坐在房中哭泣，不過母親依然對父親千依百順，容忍父親對她的冷落，她不怨恨，只是默默地承受。這些家庭恩怨的記憶經常出現在琦君的文章中，《琴心》、《紅紗燈》、《永是有情人》中對於父親、母親、姨娘的三角關係，都有細膩的描寫，琦君的名作＜髻＞對於母親及姨娘的差別的描寫更顯示出琦君對母親的心疼。
遷台後當「官」、教書並行的生活
大學畢業後，琦君任教於上海匯中女中，後由高中國文教員的身分轉入高等法院認通譯書記官。一九四九年來台後，繼續任職在高檢處任書記官，之後轉任為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可說是大半生都在司法界服務。琦君認為，從事寫作的人應該多多擴展生活領域，培養悲天憫人的同理心，在司法界工作正好給了她這個獨一無二的機會。於是在這段期間，她曾造訪全省監獄的受刑人，發現了許多感動人心的故事，琦君將這些感人的故事寫成小說、廣播劇，同時也寫了唯一一部社會寫實小說《繕校室八小時》。林秀蘭評論此書：「《繕校室八小時》一書具有濃厚的時代意識，深刻反映出台灣在六○年代的社會氛圍，與琦君的其他作品大異其趣。」可見司法工作對她創作的影響。
除了從事司法工作外，琦君同時也在學校授課，最初在淡江英專，繼而在世界新專、文化學院。一九七五年受到同為作家的孟瑤之邀，到中興大學兼課。一九八○年自美返台，又再度任教於中央大學中文系。由於國學底子深厚，先後教過詩經、楚辭、史記、歷代文選等。所教的學生無數，甚至有明星盧燕，真情摯懷的琦君更在當時寫了一首贈別詩給盧燕。彭歌曾在＜東方的寬容＞一文說到琦君教書的功力：「很多學生都說，聽過她的課以後，才更喜歡中國文學。」琦君在教書上下的苦心，深得學生的心。我們可以如是說，不論是司法界、教育界，琦君從事都是與人交流的工作，也因為她的真誠感動了更多的受刑人及學生。
琦君來台後因雙親已逝，離鄉背井之下內心倍感寂寞，因此親友紛紛鼓勵她寫作投稿，散文＜金盒子＞在中央副刊順利刊出之後，又得文壇前輩蘇雪林及謝冰瑩的鼓勵，她便努力不懈地在副刊及雜誌投稿。琦君的夫婿李唐基先生在報紙上看到＜金盒子＞一文而對琦君心生仰慕之情，因緣際會之下兩人便結成連理，他是琦君最忠實的讀者，也是琦君的精神支柱。
琦君著作甚豐，創作力旺盛，作品以散文為主，共計出版二十多本，間有短篇小說的出版，偶也發表兒童小說、兒童翻譯小說及古典詞作賞析，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散文創作獎章、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國家文藝獎等，也曾多次受邀訪美，作品並且被翻譯成美、日、韓文，深受海內外讀者的喜愛，這些殊榮並未使她自得意滿，反而讓她更加牢記恩師的訓誨，寫作時「情要真，義要深，文要精，格要新」的原則。
一九七七年因夫婿工作需要，琦君隨夫移居美國，在異地她仍然持續寫作，文章中除了對台灣的思念之情外，異國情調也成了她豐富的寫作題材之一，加深她寫作的深度及廣度，在《媽媽銀行》中對於旅居心情多所著墨。琦君雖身在美國，但對台灣卻一直念念不忘，終於在二○○四年返台定居淡水，她並承諾會繼續創作。
※懷舊文學的翹楚
琦君的散文多為懷舊文，寫來真實自然，不經雕琢，作者將自己化身為六歲的小女孩，緩緩講述童年記憶，講的是市井小人物，卻又於平淡中寓含道理，鄭明娳曾言：「潘琦君的散文，無論寫人、寫事、寫物，都在平常無奇中含韻至理，在清淡樸實中見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濃妝豔抹的豪華貴婦，也不是粗服亂頭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閨秀。」李又寧更認為琦君作品之所以成功，乃是因為：「琦君具有學不來的秉質，那是她的真摯敦厚。她的文章自然生動、細膩婀娜，充滿了對世人和萬物的關愛。她不但用至誠、至愛、至敬描繪她的母親、父親、師長，用幽默和風趣寫她的先生和兒子，就是乞丐頭子三劃阿王和嗜賭遊手肫肝叔，在她筆下，也都是栩栩如生，可敬可愛。……在人海中，她隨處尋覓溫暖、記述溫暖，散播溫暖和安慰。她的文一如其人，親切而極富人情味。」家庭、恩師、友情是她作品中最常出現的題材，也是她生命的泉源，《煙愁》、《琦君小品》、《紅紗燈》、《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皆是值得一讀的作品。
小說方面，琦君曾自言「不擅於想像、不會編故事，只能寫樸素的自傳性小說」，果然其小說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集結出版了《菁姐》、《百合羹》、《繕校室八小時》、《七月的哀傷》、《錢塘江畔》等五本，還有中篇小說《橘子紅了》，風格大抵維持她散文的特色，以「情」筆描寫人事之「情」，澄明清新，強調人性的光明面，題材也不脫家庭、生活。另外，《橘子紅了》描寫傳統社會婦女的悲哀，批判封建的觀念，揭示男女平等的必要性，極具戲劇張力，並被改編為電視劇，紅極一時。琦君在小說中呈現較多思考情與愛、惡與善、美與永恆的哲理問題，雖主題是懷舊的，但多半寓寄著生命的省思。五○年代的小說作品，較為肯定人性光明的一面，並對單純的情愛寄予希望。後期的作品，則對人類的惡及衝突有較多正面的描寫，反倒更能展現真實的「人性」。除此之外，對於女性角色的偏愛，也是她小說的特色所在。琦君小說中的主角大多是：一、女性；二、身處情愛或家庭關係中。不論是傳統或現代她都試著去解讀她們的處境。
對於琦君的作品，論者皆公認其文字宛如行雲流水，如綠野田園，使人流連往返，應接不暇！語言含蓄精鍊，匠心獨運，無累贅繁複之感，感情溫柔敦厚，處處透露著高雅的氣韻，以自然之事，寫真實之情，無怪乎林海音說琦君「一生兒愛好是天然」。
琦君於二○○六年六月七日凌晨四點四十五分病逝於和信醫院，家屬隨侍在側，享年九十歲；其家屬和朋友決定在十九日上午八點三十分，於台北第二殯儀館懷恩廳舉行公祭，送這位受大小朋友喜愛、又在台灣文學上有重要貢獻的作家最後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