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保赤子之心的希世珍琦——琦君 應鳳凰 鄭秀婷

琦君,一個感動各個世代的名字,她的作品涵括小說、散文、評論、兒童文學,讀其書如其人親臨身邊,「真實不造作」的親切風格使她風靡文壇五十年而不衰,《琴心》、《桂花雨》、《橘子紅了》皆是膾炙人口的作品,也是琦君一生經歷的心靈寫照。

難忘的童年經驗

琦君,原名潘希珍,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生於浙江永嘉縣瞿溪鄉,幼時父親將她托給奶娘照顧,混在鄉村雞鴨群裡長大,自小與雞對望,因此常被啄得滿臉傷還滑成了滑稽突梯的鬥雞眼,又因為沒有人同她講話,只有一隻大黃牛鎮日「哞哞」地叫,因此琦君到了三歲還不會說話,見了人只會「哞」。琦君學語的啟蒙老師是夏承燾先生,其筆名「琦君」便是因夏老師取其「希世之珍琦」的「琦」字來稱呼她,再加上禮貌性的敬稱「君」字,促成了「琦君」這個有特別意涵又可紀念恩師的筆名。

琦君家學淵博,自小由父親帶領七歲就開始讀唐詩、詩經、習字,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培養了濃厚的國學素養,並且喜歡偷看《三國演義》等武俠、言情小說,啟發她對文學創作的興趣。十一歲時,在北平的哥哥去世,琦君以文言文寫<祭兄文>,又以白話寫<哭哥哥>,白話文一篇被堂叔稱讚有加,於是開啟她寫語體文的契機。十二歲時進入「女學堂」就讀,一位外國女老師韋先生給她無比愛的教育。十四歲時,開始接觸西式教育進入弘道女中就讀,十七歲成績優秀直升高中部,在此時期琦君雖在父親督導下研讀《通鑑》,然而好求知的她,暗中讀著新舊小說,同時受到新舊文學的洗禮;中學時因常作文言文,被同學稱為「文學大將」,但投稿報紙副刊卻慘遭退稿,高中時經國文老師的耐心鼓勵,由回憶文入手,成了校刊及報紙副刊的常勝軍。二十歲時轉考之江大學中文系,並碰到一生的恩師江南大詞人夏承燾先生,他常引領學生欣賞大自然,憑個人興會領略作品,就個人性向寫出自己真性情的作品,這樣耳濡目染之下,影響了琦君一生樸實無華、淡雅雋永的寫作風格。

琦君一歲喪父,四歲喪母,由伯父潘國綱先生扶養長大,潘國綱先生是一位大將軍,伯母則是一位擁有傳統容忍美德的中國女性,他們倆便是琦君在文章中稱為父親與母親的人。由於父母是指腹為婚的,所以兩人的個性天南地北,相處並不融洽,而且父親甚至在母親三十歲生日時帶回一個姨娘,傷透了母親的心,這個姨娘打扮新潮,又懂得收買人心,因此很得父親及僕人的喜愛,自從姨娘來了之後,琦君便常見母親獨自坐在房中哭泣,不過母親依然對父親千依百順,容忍父親對她的冷落,她不怨恨,只是默默地承受。這些家庭恩怨的記憶經常出現在琦君的文章中,《琴心》、《紅紗燈》、《永是有情人》中對於父親、母親、姨娘的三角關係,都有細膩的描寫,琦君的名作<髻>對於母親及姨娘的差別的描寫更顯示出琦君對母親的心疼。

遷台後當「官」、教書並行的生活

大學畢業後,琦君任教於上海匯中女中,後由高中國文教員的身分轉入高等法院認通譯書記官。一九四九年來台後,繼續任職在高檢處任書記官,之後轉任為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可說是大半生都在司法界服務。琦君認為,從事寫作的人應該多多擴展生活領域,培養悲天憫人的同理心,在司法界工作正好給了她這個獨一無二的機會。於是在這段期間,她曾造訪全省監獄的受刑人,發現了許多感動人心的故事,琦君將這些感人的故事寫成小說、廣播劇,同時也寫了唯一一部社會寫實小說《繕校室八小時》。林秀蘭評論此書:「《繕校室八小時》一書具有濃厚的時代意識,深刻反映出台灣在六○年代的社會氛圍,與琦君的其他作品大異其趣。」可見司法工作對她創作的影響。

除了從事司法工作外,琦君同時也在學校授課,最初在淡江英專,繼而在世界新專、文化學院。一九七五年受到同為作家的孟瑤之邀,到中興大學兼課。一九八○年自美返台,又再度任教於中央大學中文系。由於國學底子深厚,先後教過詩經、楚辭、史記、歷代文選等。所教的學生無數,甚至有明星盧燕,真情摯懷的琦君更在當時寫了一首贈別詩給盧燕。彭歌曾在<東方的寬容>一文說到琦君教書的功力:「很多學生都說,聽過她的課以後,才更喜歡中國文學。」琦君在教書上下的苦心,深得學生的心。我們可以如是說,不論是司法界、教育界,琦君從事都是與人交流的工作,也因為她的真誠感動了更多的受刑人及學生。

琦君來台後因雙親已逝,離鄉背井之下內心倍感寂寞,因此親友紛紛鼓勵她寫作投稿,散文<金盒子>在中央副刊順利刊出之後,又得文壇前輩蘇雪林及謝冰瑩的鼓勵,她便努力不懈地在副刊及雜誌投稿。琦君的夫婿李唐基先生在報紙上看到<金盒子>一文而對琦君心生仰慕之情,因緣際會之下兩人便結成連理,他是琦君最忠實的讀者,也是琦君的精神支柱。

琦君著作甚豐,創作力旺盛,作品以散文為主,共計出版二十多本,間有短篇小說的出版,偶也發表兒童小說、兒童翻譯小說及古典詞作賞析,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散文創作獎章、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國家文藝獎等,也曾多次受邀訪美,作品並且被翻譯成美、日、韓文,深受海內外讀者的喜愛,這些殊榮並未使她自得意滿,反而讓她更加牢記恩師的訓誨,寫作時「情要真,義要深,文要精,格要新」的原則。

一九七七年因夫婿工作需要,琦君隨夫移居美國,在異地她仍然持續寫作,文章中除了對台灣的思念之情外,異國情調也成了她豐富的寫作題材之一,加深她寫作的深度及廣度,在《媽媽銀行》中對於旅居心情多所著墨。琦君雖身在美國,但對台灣卻一直念念不忘,終於在二○○四年返台定居淡水,她並承諾會繼續創作。

※懷舊文學的翹楚

琦君的散文多為懷舊文,寫來真實自然,不經雕琢,作者將自己化身為六歲的小女孩,緩緩講述童年記憶,講的是市井小人物,卻又於平淡中寓含道理,鄭明娳曾言:「潘琦君的散文,無論寫人、寫事、寫物,都在平常無奇中含韻至理,在清淡樸實中見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濃妝豔抹的豪華貴婦,也不是粗服亂頭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閨秀。」李又寧更認為琦君作品之所以成功,乃是因為:「琦君具有學不來的秉質,那是她的真摯敦厚。她的文章自然生動、細膩婀娜,充滿了對世人和萬物的關愛。她不但用至誠、至愛、至敬描繪她的母親、父親、師長,用幽默和風趣寫她的先生和兒子,就是乞丐頭子三劃阿王和嗜賭遊手肫肝叔,在她筆下,也都是栩栩如生,可敬可愛。……在人海中,她隨處尋覓溫暖、記述溫暖,散播溫暖和安慰。她的文一如其人,親切而極富人情味。」家庭、恩師、友情是她作品中最常出現的題材,也是她生命的泉源,《煙愁》、《琦君小品》、《紅紗燈》、《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皆是值得一讀的作品。

小說方面,琦君曾自言「不擅於想像、不會編故事,只能寫樸素的自傳性小說」,果然其小說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集結出版了《菁姐》、《百合羹》、《繕校室八小時》、《七月的哀傷》、《錢塘江畔》等五本,還有中篇小說《橘子紅了》,風格大抵維持她散文的特色,以「情」筆描寫人事之「情」,澄明清新,強調人性的光明面,題材也不脫家庭、生活。另外,《橘子紅了》描寫傳統社會婦女的悲哀,批判封建的觀念,揭示男女平等的必要性,極具戲劇張力,並被改編為電視劇,紅極一時。琦君在小說中呈現較多思考情與愛、惡與善、美與永恆的哲理問題,雖主題是懷舊的,但多半寓寄著生命的省思。五○年代的小說作品,較為肯定人性光明的一面,並對單純的情愛寄予希望。後期的作品,則對人類的惡及衝突有較多正面的描寫,反倒更能展現真實的「人性」。除此之外,對於女性角色的偏愛,也是她小說的特色所在。琦君小說中的主角大多是:一、女性;二、身處情愛或家庭關係中。不論是傳統或現代她都試著去解讀她們的處境。

對於琦君的作品,論者皆公認其文字宛如行雲流水,如綠野田園,使人流連往返,應接不暇!語言含蓄精鍊,匠心獨運,無累贅繁複之感,感情溫柔敦厚,處處透露著高雅的氣韻,以自然之事,寫真實之情,無怪乎林海音說琦君「一生兒愛好是天然」。

琦君於二○○六年六月七日凌晨四點四十五分病逝於和信醫院,家屬隨侍在側,享年九十歲;其家屬和朋友決定在十九日上午八點三十分,於台北第二殯儀館懷恩廳舉行公祭,送這位受大小朋友喜愛、又在台灣文學上有重要貢獻的作家最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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