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我在一處非常偏僻的山區避日寇。那兒有個鄉村中學，我時常散步去學校的小小圖書室借書看，因而與老師們都談得很投緣。
有一位教初三英文的老師鄭先生，性格爽朗，言語風趣。他是浙東人，一口的藍青官話，官話裡卻喜歡夾英文單字，居然是字正腔圓的英國音，還笑我的美國發音不夠「文化」。
在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說話裡夾英文字的時髦作風，還是很少的。我起先聽起來很不習慣，與他熟了以後，就問他是什麼大學畢業的。他得意地說：「英國牛津大學。」接著又哈哈大笑：「我的意思是，我苦學英文，完全靠一部早年父親從英國帶回的《牛津字典》，自修出來的。在山區教中學，只要程度夠，好好地教，暫時不計較學歷的，所以我就自封為牛津大學文學士。」
他帶我到他的工作室裡，看他案頭那部翻爛了再用牛皮紙層層修補的《牛津字典》。他風趣地對我說：「我的財產只有三樣：就是這部字典、一個保暖四小時的舊熱水瓶，和一隻報時毫釐不差的大公雞。」正說著，他的大公雞就昂首闊步而至，在他腳背上啄了一下表示親熱。他拍拍牠的背說：「出去玩吧，別在屋裡拉屎，有客人喲！」大公雞聽懂了，走到我面前，歪著頭用烏雞眼盯著我看半天，煞是可愛。
鄭先生一本正經地對我講他如何苦學英文、無師自通的經過：逃難中，身邊一無所有，饑寒凍餒在所不計，可是這部字典，必定像寶貝似的捧在手裡，放在枕邊，形影不離。逃空襲警報時，袋子裡裝的是字典。躲在山洞口，耳朵裡聽敵機隆隆之聲，手中翻著字典，嘴裡喃喃地背生字，背解釋，背例句。一部字典，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挨著次序背。背著背著，就豁然貫通起來。漸漸地就能說、能造句、能作文，讀英文原著更不必說。他叫我隨便翻開一頁，點一個艱深的字問他，他竟如流水般地背誦並解釋給我聽，聽得我都呆了。他那一股專注、堅定、鍥而不捨的精神，真正令人欽佩萬萬分。
那時後方出版物貧乏，工具書難求，而這位鄭先生卻就賴一部字典，把英文讀通了，可見做學問是聰明智慧一半，毅力一半。若只是好高騖遠，貪多嚼不爛，而不能集中精力讀完一部書，看去雖有豐富常識，究竟是浮面的。
記得當年恩師曾勉勵我們說：「案頭書要少，心頭書要多，這是古人的誨諭。」意思是說，書一本本地用心讀了，消化了，吸收了，都儲藏在心頭，案頭書自然就不必堆得太多了。
今天已進步到電腦資訊時代，一切供研究的資料，都可輸入電腦，由它代勞，案頭書自然也不必多了。但我擔心的是，依賴了電腦，人腦是否會愈來愈懶惰？漸漸地電腦可以幫你吟詩作賦，電腦可以陪你下棋散步。到那時，莫說案頭不必有書，連心頭也不必有書了。
我不禁想念起那位背《牛津字典》的鄭先生，他如仍健在的話，是否要大嘆自己當年背字典的枉費功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