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端康成先生專題演講的會場中，我一直用眼睛尋找金溟若先生。因為金先生翻譯了川端先生的長篇小說，而且寫過對他小說的評論，異國文章知己，他是一定會來聽演講的。可是那天金先生卻沒有去。我回家以後，原想打電話跟金先生談談聽演講後的感想，打了一次未通，以後又因事忙未打。索性決定星期天去看他和金夫人，可以詳談。再也沒有想到三天後由海音打來電話，說金先生竟因急性腸炎，開刀不治而逝。消息來得太突然，使我實在難以置信。自問這三天怎麼會忙得通個電話的時間都沒有，以至金先生早已感到腹部不適也不知道。內心的痛悼與懊悔，真是難以言喻。
金先生是教育界、文學界前輩，也是我的鄉長。早在民國三十一年，我卒業大學，回到故鄉的永加中學執教。國文教科書就是金先生所編。校長告訴我他的老太爺就是教育界老前輩金嶸軒先生，使我對金先生更增一分敬意。可惜那時他已離開永中，無緣接識。而他的兩位妹妹，卻是我高一班上的學生。因此對這位尚未謀面的國學大師，崇敬以外，更多一分親切之感。來臺以後，先後拜讀金先生的譯著多種，而且知道他執教一女中，我的辦公地點與一女中只一街之隔，屢次想去拜訪他而未果。有一天，一位矮矮瘦瘦的老先生來找我，送給我一部中譯的宮本武藏，原來他就是金先生。他態度的謙虛懇摯，越發使我敬佩他的長者之風。也慚愧自己以一個後輩，卻不曾先去請教他。那是民國四十一年的事，距離我第一次看到金先生大名已整整二十年。談起他兩位學成的妹妹，大有他鄉故舊，相識恨晚之感。可是因彼此工作都太忙，儘管相距咫尺，仍極少見面機會。只是不斷拜讀他的文藝理論和小說創作等。他譯註的「英語自習欣賞文庫」，深入淺出，別饒風趣。引用穿插中國的成語格言，發人深省。對青年學子，裨益良多。他翻譯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說集「美麗與哀愁」出版時，親自送來賜贈給我，使我慚感莫名。該書封面印的原作者肖像，也是瘦瘦的，與金先生頗有幾分相像，我曾打趣地說：「這張照片是作者與譯者的合影。」他聽了也高興地笑了，似乎很安慰作了一件有意義的介紹工作。
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於去秋毅然答應接編大眾日報副刊。和夫人姚詠萼女士一同來看我，囑我多多寫稿。詠萼女士談起多年前在某雜誌寫過一篇關於故鄉婚禮的文章，引起我也寫了一篇童年時吃喜酒的回憶。我才知道詠萼女士就是金夫人。從此更增一分他鄉遇故知的親厚情誼。於是我們見面時，都以家鄉話交談，談起家鄉的山水田園，故鄉的美食佳餚，故鄉古樸的民情風俗，無不悠然神往。金先生沉默寡言，總是在一旁聽我們漫談，噴著香煙微笑。有時談到教育子女的不易，他曾懇切地指點我說：「教導子女千萬不要嚴厲，要緊的是啟發他們善良的天性，誘導他們的旨趣。」金夫人說他從來沒有嚴聲訓斥過子女，體會他的話，使我深有所悟。
從金先生和藹的神情，低沉緩慢的語調，和一臉深刻的皺紋裏，可以體會到他在家庭中是一位慈祥的父親，在教室裏是一位溫而厲的良師，而在學術界、文學界，他卻是一位威武不能屈的堅強鬥士。他一生貢獻全部心力於教育文化工作。金夫人說他十七歲就與筆結下不解之緣。從不顧念生活，從不關懷名利。服膺真理，嫉惡如仇。筆鋒尤為犀利。一片苦心，只是為正義，為正氣而奮鬥。這一點可以從他響應夏志清先生揭發陶唐剽竊旁人的著作，而吃上官司，而不屈不撓奮鬥到底，可以證明。
接編眾副以後，他悉心策畫，加上教課、譯著工作更是加倍辛勞。一支蠟燭兩頭燒，耗融心血，燈盡油枯而不自知。他平時所念念不忘的是工作，何曾想到健康。他還自信起碼可以再活二十年。正打算從學校退休以後，有足夠的自由歲月，從事日本古典文學的研究。渠料罹此怪疾而致名醫束手。世間多的是飽食終日的閒人，而對於金先生滿心要貢獻心力的，卻不能假之以年。如此看來，天道豈不有失公平？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先生來臺，他和金先生為陶唐案神交已久，卻是第一次會面。彼此一見如故。有一次晚飯後，我們陪同夏先生在金宅長談。金先生捧出許多日本名著給夏先生欣賞，並說源氏物語中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他談到今後的計畫，也談到來臺前與共匪頭目們苦鬥的經過，使聽者無不動容。夏先生說話快如珠轉玉盤，金先生卻是慢條斯理，侃侃而談，兩位初見面的好友，以不同節奏的語調交談著，間以夏先生琅琅的笑聲，室內氣氛反顯得格外和諧。次晨夏先生在電話中對我說：「這真是一次痛快的夜談。而對金先生的品格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希望以後再有機會回國，和金先生多談。」如今噩耗傳到美國，夏先生的感慨又將如何？
金夫人擔心他先生體力不支，曾多次勸他辭去編務，可是他因責任心太重，不忍在眾副初具規模時放下不管。最近才由臺大的楊教授，師大的繆教授慨為協助。像培植一個疼愛的嬰兒似的，託付給慈愛保姆後，他才放心。可是現在，他卻不能親眼看到眾副的長大茁壯了。在金先生接編眾副後，我才初次為眾副寫稿，前後只寫過十篇短文。金先生體諒我忙，不忍向我催稿，我總想在暑假中再寫第十一篇。使我感傷的是這第十一篇竟是為悼念金先生而作呢！
我們去弔慰金夫人時，她含淚取出金先生一本登記工作的練習簿，字跡密密麻麻，一行行，一頁頁，千頭萬緒的工作，都編號登記，井井有條。足見他多麼熱中於他的工作，對工作具有多麼濃厚的興趣，他豈是願意死的？他又豈是應該死的？寫至此，我又不得不問，天道豈能說公平的呢？
金夫人唏噓地說：「我只看他每日工作至深夜，只知道他研究與譯著的興趣太濃，因而不忍勸阻他，我那知他給自己列下如此沉重的工作，而忽視健康，他又焉得不死呢？」我想金先生是不是明知自己健康情形欠佳，深恐今天過了不一定有很多的明天，因而不眠不休的工作呢？
先生已經作古，一切都已追悔無及了。人生本來是短暫的，即使百年也不過一瞬。以金先生四十餘年來對學術與文學的貢獻而言，他的生命是已經很長很長了。可惜的是他正辦好退休，打算以全副心力從事日本古典文學的進一步研究時，卻不幸被不知名的絕症，奪去了生命，魂兮有知，寧能甘心？
我在殯儀館瞻仰了先生的遺容，他闔眼靜靜地躺著，神態安詳一如生前。想到他此後再不必為人世的不公平之事，大聲疾呼，振筆疾書，也未始不為先生的真得安閒而慶幸。可是，對生者而言，卻是多麼哀痛！我不禁在心底默念著杜老的詩：「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如果真有另一世界的話，想來我們終究可以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