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這個國家之所以可愛，我認為「方言」種類之多也是原因之一。方言表現不同地區的民情風俗，也表現一個地區的文化水準。但儘管各說各話，而彼此之間的感情思想，一樣可以溝通，而且還以學對方的口音方言為樂。
民國以來，提倡說國語，我家鄉人稱之為「正音」，一提到正音，就覺得不同凡響。記得我卒業大學，在故鄉縣城初中教國文時，也是規定上課得說國語，而苦於同學們不能完全聽懂，為了教學上方便，我大部分都用家鄉話講解，遇到督學來時，立刻轉為國語；督學一走遠，又立刻回復家鄉話，非常靈活的雙聲帶，雖然有點作偽，但也是萬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後來想出個兩全辦法，為了訓練同學的聽覺，凡是唸課文時，用國語；解釋時用家鄉話，倒也頗收成效。
我是浙江人，單是浙江一省，就不知有多少種方言。我的出生地是離城三十華里的瞿溪鎮。口音與城裏的就不大一樣。城裏人喜歡學我們鄉下人土音，鄉下人又羨慕城裏人說話文雅。但如遇到外路（指的是寧波、杭州）人來時，就認為是真正說「官話」的人來了，都不禁肅然起敬。
先父早歲求學外鄉，後來供職杭州，雖然是做了官，官話卻並不正確。有一天，他為處理重要公事，深夜才從司令部徒步回家。守衛一時認不清，喝問：「什麼人？」先父說：「參謀長。」守衛又大喝：「大膽，搓麻將，不許通過。」原來先父「長」、「將」說不清，搞出一場誤會。
我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夏老師是永嘉人，他在課堂裏講授詩經、楚辭、專家詩詞時，講著講著，就唱起來。唱的是永嘉調，抑揚頓挫，煞是好聽，同學們全體都跟著唱，真個是弦歌之聲，溢於戶外。但因他們不會說永嘉話，咬字不準確，單獨唱時，就走了樣。夏老師時常朝我一點說：「ㄋㄟˊ（你）唱。」我一唱就像了，同學們都羨慕我得老師之真傳。正因我和老師同鄉，得天獨厚也。直到現在，我如用國語背詩詞，總打疙瘩，非得用家鄉音背，才得一氣呵成。因故鄉音四聲清濁分明，加上特有的腔調，唱來格外有韻致。去故鄉日遠，以鄉音唱詩詞，亦未始不可解鄉愁於萬一。記得夏老師以「豬油炒飯吃」讓同學們分陰陽平、上、去、入。每覺國語無入聲字而破壞了詩詞音調之美，所以他很得意他的鄉音不改，才得欣賞金聲而玉振的詩詞。
我童年時在故鄉，最羨慕的是會說「正音」的人。在城裏唸師範的四姑，會說幾句正音，據她自己說還代表學校演講比賽過。我起先對她有幾分佩服，也有幾分忌妒。可是有一次聽她跟我父親從杭州帶回的馬弁談天，把「吃麵」說成「吃臉」（杭州人「洗面」叫「洗臉」，她想「吃麵」一定叫「吃臉」），我就再也不把她放在眼裏了。我學正音寧可跟馬弁學。在看廟戲時，扮大官的要說官話，馬弁難得聽懂幾句，高興得直拍手，聽不懂的，我就捲起舌頭解說給他聽。旁邊看戲的都說：「到底是官家小姐，會說外路話呢！」我頓時自覺有鶴立雞羣之感。縣城裏當然開明得多，大綢緞莊、百貨店的夥計們，多少都會幾句「正音」，遇到「外路人」顧客光臨時，他們都搶上前去殷勤招呼。那情形就像現在會說幾句英語的人，見到洋人，招呼起來比招呼自己同胞熱絡，一模一樣。
我到杭州進入初中以後，說話勉強應付，一到背書就慘了，明明滾瓜爛熟的文章，用杭州話一背就結結巴巴。同學們都摀著嘴笑我，我氣不過，忽然不顧一切地轉為家鄉音，把一篇赤壁賦一口氣背到底。聽得同學們目瞪口呆，總算服了我。我儘管衣著土、說話土，肚子裏「學問」好像還比她們多了那麼一點點。因為我是私塾出身，不像她們從教會小學直升上來的。我為雪前恥，拚命學杭州話，十幾歲的孩子，還不很快就學會了。同學中有上海人、蘇州人，她們一說起老氣橫秋的上海話，嗲聲嗲氣的蘇州話，杭州同學又不勝羨慕起來，認為她們的口音時髦，彷彿英文裏帶點法文口音，才顯得有學問似的，於是都跟她們學。我常於同樂晚會上，學老師方音傳神，博得如雷掌聲，引以為榮。
後來在上海唸大學，那三句半上海話就不夠應付了。在上海人眼裏，杭州人總有點土包子兮兮。到大公司買東西，說廣東話、國語都吃得開，就是杭州話受歧視。於是我又下苦功學上海話。宿舍中五方雜處，學滬語、北平話都有的是機會，只看你有沒有耐性和天分。我倒是雙管齊下，半年後，自認為頗著成效，和上海同學說上海話，和北平同學就說國語；真有點「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之樂：那分沾沾自喜之情，如今想來，甚是可笑，因為我那種話也沒學得道地。
現在，從大陸來臺，中年以上的，都是孔子所說的「東西南北之人」，籍貫成了身分證上名詞，卻是大部分濃重的鄉音不改。與人交談時，聽到對方一開口，就會猜到他是那裏人。猜對了，不論是否同鄉，都有他鄉遇故知之感。至於在臺灣出生的年輕一代，和本省的年輕人，全說的純正國語。因此二十多年來，我就沒有學會閩南語。偶然跟他們學幾句，卻發現「長、短、重、濕、乾」幾個字都是舌頭音，只是音調很難咬得正確，年紀已經不小，學語言不是時候了。再說故鄉既然渺不可即，保留點鄉音，多少也是慰情聊勝於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