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初是陽光耀眼，照滿明亮清潔的廚房。我坐在靠窗的長凳上，記憶裡它比別的凳子要寬些，上面的紅漆早因為母親時常用力洗刷而脫盡了。母親不喜歡油漆的傢具，總是拿爐灰把所有木製品用力刷回本色，擺在陽光下曬，然後小心搬回屋裡放好。刷過的長凳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在早晨的太陽光裡飄著，浮著，我坐在上面張望，地上是棋盤狀的日影在不斷閃動，太陽應當才從海面升起不久，正在小城的東方向高處攀爬；海面必定也湧著千萬種波光，我記得那些波光，似乎很遙遠，又好像很近。平常的夜裡我時常聽見低低的持續湧動的水聲，我問那是甚麼；母親說：「那是大海，太平洋。」那大海自然是很近的。太陽兀自從海面升起，穿過窗格子便照在清潔的地板上，屋裡飄浮著一種空氣的清香。
我從凳子上滑下來，穿好木屐，走出廚房的小門。院子裡有座幫浦抽水機，比我還高些，木柄也被爐灰刷得很乾淨，而鐵製的幫浦身上永遠泛著厚重的水氣，用手去摸，感覺驚人的沁涼，那是地下水透過鋼鐵凝聚起來的冷冽。再往前走就是一棵巨大參天的闊葉樹。我不知道那樹的名字，只見它龐然罩住半個院子，覆在一間小柴房上，樹葉呈青灰色，比我的手掌大得多，而且長著一層絨毛。掉下的葉子永遠那麼乾燥，彈指有聲。以後數十年讀書的日子裡，每次遇見有人描寫梧桐鏗然落地，我都倏忽回想到它。夏天它為我圍起一片陰涼的小天地，秋風起便陸續將闊葉一片一片擲落，積在院子裡。我穿木屐去踢那些落葉，喜歡那粗糙的聲響，並且帶著一種情緒，彷彿大提琴在寂寞的午後發出的裝飾音，傾訴著什麼樣一種情緒；那時我不懂，現在大概懂了。我站在院子裡看夏天的大樹，透過層層的綠葉尋覓，強烈的陽光在樹梢簸搖，最高的是破碎的藍天。我把眼睛閉上，感覺黑暗的世界突出一點紅光，慢慢溶化；然後我又睜開眼睛去找。樹枝上停著一隻蝤蠐，忽然間小風吹過，卻看到一隻金龜子斜飛落下，又奮勇掙紮起來，以牠最快的速度衝高，沒入重疊的闊葉中。
這些發生在太平洋戰爭的初期。戰火在天外燃燒，還沒有蔓延到我的大海來，還沒有到達我的小城，沒有到達我小城裡籠著密葉的院子。陽光幾乎每天都在竹籬上嬉戲，籬下幾株新發芽的木瓜樹在生長。我蹲下來觀察那木瓜一天一天抽高，蚯蚓在翻土，美人蕉盛放。隔壁院子裡一隻大公雞在驕傲逡巡，老母雞領著小雛爭啄穀粒，在金針花下奔跑，豬圈裡傳來有節奏的沉重的鼾聲；再遠處是鄰居他們另一道籬笆，外面響過一輛腳踏車的鈴聲，丁令丁令到巷尾左轉。那邊還有成排的人家，正對著後門的那家廊下總坐著一個小腳的老媽媽，她是瞎子。向左轉就得下坡，群樹錯落處是一畦一畦的菜園。再遠的地方我就不太清楚了。
戰火還沒有燒到花蓮。
那是一個寧靜的小城，在世人的注意和關心之外。那是一個幾乎不製造任何新聞的最偏僻的小城，在那個年代。小城沉睡於層層疊高的青山之下，靠著太平洋邊最白最乾淨的沙灘。站在東西走向的大街上，你可以看見盡頭就是一片碧藍的海色，平靜溫柔如絲幕懸在幾乎同樣碧藍的天空下。回頭是最高的山嶺，忽然拔起數千公尺，靠北邊的是桑巴拉堪山，向南蜿蜒接七腳川山，更遠更高的是柏托魯山，立霧主山，太魯閣大山，在最外圍而想像中能看清楚的是杜鉾山，武陵山，能高山，奇萊山。奇萊主山北峰高三千六百零五公尺，北望大霸尖山，南與秀姑巒和玉山相頡頏，遠遠俯視著花蓮在沉睡，一個沒有新聞的小城。火車緩慢地吐著煤煙在縱谷裡爬行，狹窄的公路削過斷崖，空曠裡偶然駛過一隊車輛，小心在隧道和隧道間進出盤旋。是的，花蓮就在那公路和鐵路交會點上沉睡，在一片美麗的河流沖積扇裡，枕著太平洋的催眠曲，浪花湧上沙灘，退下，又湧上，重複著千萬年的旋律，不管有沒有人聽到它。花蓮就在高山和大海銜接的一塊小平原上，低矮的房子藏在檳榔樹，鳳凰木，老榕，麵包樹，和不知名的棲息著蝤蠐和金龜子的闊葉樹下。河畔和湖邊是蘆葦和水薑花。
我的天地很小，大半就在院子裡樹蔭底下，看日影閃爍，曬乾幫浦下的水漬，或者照在竹籬笆上，左右晃動製造許多奇異的幻象。有時我坐在榻榻米上，靠著窗口的矮几看母親的照相簿，一張一張翻過去，唐裝的和洋裝的，還有穿和服的人像，背景大多是輪船一角，有帆纜和舵輪，救生圈繫在舷邊，下面擺一盆蘭花。榻榻米有一股稻草的味道，幼穉的清香，在太陽光下飄著浮著。窗外是一個極小的天井，那邊隔壁住了一對幾乎完全講日本話的夫婦；起先我以為他們是日本人，後來母親說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是臺灣人，只是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開口講的都是日本話。日本話我也會，不但會聽而且大概也會講，但除了玩遊戲唱童謠以外，我們盡可能不用它。有一次我在門口的榕樹下拿蜻蜓餵螞蟻，隔壁的男人出來用日本話罵我腌髒，我也用一長串的日本話回罵他。記憶裡日本話有許多罵人的成語，用起來比臺灣話還方便。這時正好走過來一名穿制服的日本警察，他嚴肅地說：這個「子供」很會講話啊——說著就忍不住笑起來了。
夏天的黃昏的陽光斜斜照在巷子裡。
二
日本警察好像叫「刑事」，也不知道為什麼。也許民事的糾紛有臺灣小吏排解處理，而刑事案件必須由制服嚴整的日本警察來辦。也許不見得如此，但在我幼穉的印象裡那制服是十分令人心折的。我偶然看到那幾個穿制服的人，總不免產生懼怕和羨慕的感覺。我想我懼怕的和羨慕的都是他們的權威，而且就根據那不曾完全成熟的判斷，我知道他們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是外來的統治者，表情特殊，何況他們說話的口氣是許多臺灣人怎麼學都學不像的。至於那些臺灣人為什麼那麼努力在學習日本人的表情和口氣，想到那已經是太平洋戰爭的時代，日本已經統治臺灣將近五十年，而且皇民運動已經推行了不少時日，甚至不少張三李四也已經改名為渡邊田中，夏日裡喜歡穿一條相撲大漢的白色丁字褲在街衢廊下乘涼，並以不準確的破碎的日語互相請安——想到這些，我現在應該懂了。日本統治這個地方都快五十年了，台灣處在一種疲憊的意識裡，似乎感悟到了什麼，戰火在天外燃燒，總有一天將波及我們的小天地罷，說不定也將改變這天地裡一切是非和榮辱，人的形象和價值，說不定可是不能確知。戰火在海外，有人等待它迅速蔓延過來。可是它始終還只在海外瘋狂地燒著。
從這個時候一直到美軍開始在花蓮投彈，甚至到戰爭結束迫使他們撤離為止，我記憶裡碰見到的日本人非常少，印象最深的仍然只是刑事警察而已。但有一次我遇到一個帶長刀的軍人，那應當是冬天的上午罷，他穿著軍大衣在街上沉默地邁步，臉上幾乎也是沒有表情的，只是唇上的小髭帶著一種寂寞的傲氣。在那皇軍戰事正節節失利的年代，他沉默地邁步，一手扶著長刀，在偏僻的小城裡，當冬天的寒氣瀰漫著太平洋的涯岸，而俯視的峻嶺穩重地立在那裡，桑巴拉堪山，立霧山，奇萊山，峰頂積著白雪，比挫折中的統治者和惶惑的臺灣人更沉默，沉默地守護著，卻必然也輕輕訴說著些什麼。我是聽得見山的言語的。
花蓮向南走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村莊叫「吉野」的，據說是日本人群居的地方，從那古色古香東洋風的名字判斷，就知道那是某種特區的所在。吉野也坐落高山腳下，但它不像花蓮那樣面對海洋，因為就在它直東的方向，海岸山脈於焉升起，蒼莽南走，一直到卑南溪口才結束。吉野所遙遙面對的正是海岸山脈的起點，所以那村莊也正潛伏在臺東縱谷的開端，火車從這裡南下，一逕都是在平行的兩條山脈遊走。日本人選擇這個所在群居，並賦予古典的村名，據說還認真地實驗著一類蓬萊米的新品種，以有限的收穫呈獻給他們的天皇，剩下的便自己享用，以表示其優越。
吉野的日本聚落我至少去過一次。不知道為什麼原因，鄰居有一位平時常帶我玩的大姐姐說她今天要去吉野，就把我扶到腳踏車上，坐在她後面出城。那大概是我第一次離開我蝤蠐和金龜子的小天地，去到一個最遠的地方，但山的形狀不變，還是維持著它一貫的姿態，很親切地俯視著我，坐在腳踏車的後座，看水田和農家的檳榔樹，風在耳邊吹，無數的蜻蜓在空中盤旋。我們進了一戶日本人家的玄關，靜悄悄的散發著味噌和醃黃蘿蔔的氣息裡，有一種陌生的異國情調。我們被讓進一間榻榻米小屋，坐在矮几旁等女主人出來。牆上掛著一幅中堂，好像只寫了一個大字；當時我還不認識那寫的是什麼，現在回想大約不外乎「忍」字，很龐大，很潦草的一個「忍」字。忽然間有人小碎步走進屋裡來，是一個披著輕便和服的日本婦人，衣帶沒有繫上，雙手攏著下襬，露出胸前一對奶。她坐下和那姐姐說話，聲音又急又清脆，不知道在談什麼。我坐在一旁東張西望，又好奇地看觀她裸露的胸脯，覺得很不好意思。那日本婦人一直很和氣很自然地對我微笑，但每當她眼睛轉向我的時候，我都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