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江灣路，是我童年記憶所繫的主要空間。
我在那裡出生，上海事變時，為避亂曾舉家遷居於日本東京，但年餘又回去，直到抗戰勝利翌年返臺，所以可說童年的大部分都是與江灣路息息相關的。
說息息相關，其實當時年少，家裡又管得嚴，我所認識的江灣路是極其有限的。
先說對面吧。我們家的門牌號碼是五四○號，大門與一條鐵路軌道平行，鐵軌的正對面是汽油加油站，規模不小。
加油站的右邊是虹口公園附設的游泳池。除了夏天以外的三季，門都鎖住，頂多有些賣臭豆腐乾啦，賣糖炒栗子的小販，在門前擺個臨時性的攤子，吸引一些過路喫客罷了。但我們家的孩子是沒有辦法買那些喫食的，因為家裡的規矩不作興給小孩零用錢。母親除了三餐以外，又每天給我們準備早晚的零嘴，她說外面賣的東西不乾淨。但我們倚在二樓的陽台上，看街上行人在對過現買現吃，熱呼呼、香噴噴，羨慕極了。雖然隔著馬路隔著鐵軌，彷彿想像得出那味道。
夏天的時候，游泳池的門敞開，戲水的人很多，但那是賣票子的。我有時跨越鐵軌，在那門前晃來晃去，趁機會偷覷內裡的景象。可真熱鬧得很，有男有女，穿著各式花花綠綠的泳裝，而且，裡面的世界好像很自由放任，常常有大聲驚叫溢出門外來。但我們家除了大哥和二哥，都不準去那裡游泳。母親說，我們還太小，危險的。何況，要游泳嘛，小學裡也有游泳池，有老師照顧，安全些。我想，如果自己長大些，到大哥、二哥那個年紀，大概母親就會答應我買票去虹口游泳池了。但是，我終於只是徘徊在門外的孩子而已，等不及長那麼大，我們就離開了上海。
虹口游泳池，是在虹口公園的後門部分。從游泳池再向右方延伸的一大片空間，便是虹口公園了。
虹口公園裡有大片大片的青草地和步行道。那裡是我更小的時候，和外祖父共同散步過無數次的地方。
我出生那年，外祖父與外祖母、姨母自臺南共赴上海定居。那時候，他的《臺灣通史》早已撰成刊行，《臺灣詩薈》發行二十二號後，因經費不足而告停刊，至於雅堂書局，也不是像他那樣子的書生所能經營的；而舅父母在西安，我的母親在上海，他才決心離臺赴大陸。
他住在我們家隔壁衖堂裡的一間小洋房，那是我父親的產業之一。晚年和外祖母住在那裡，母親可以就近照顧，生活是頗安定的，但遠離了詩文酬和的文友，難免寂寞，所以除了讀書寫文章外，總愛逗弄我這個外孫女。
母親也常常抱我過去陪伴兩位老人家。
外祖母裹著小腳，不方便走路，外祖父總是一個人去散步。等我三、四歲的時候，外祖父便習慣帶我一齊去虹口公園散步了。他是一位瘦高的老人，架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由於長期的讀書著作，晚年背部佝僂著，而為了要牽住我的小手，更得彎腰遷就著我。一老一少，時常走在公園裡。但我可不是十分安分的，往往淘氣地掙脫了他的大手跑開，外祖父急得在後頭追，邊喊著：
「阿熊，阿熊。不要跑，小心摔跤。」
他越喊越追，我就越發跑得快，邊笑著，終於真的摔跤，哭了起來。
「看吶！乖乖。阿熊乖，不哭的。」
外祖父來扶起我，摩挲著跌倒碰痛的部位，無限心疼的樣子。
外祖父的手乾乾瘦瘦的，卻不是帶孩子的靈活的手。
「阿熊，阿熊。」
他用關愛的呼喊和摟抱，替代了一雙不靈活的手。
至於他為何喚我做阿熊呢？我不明白原因，只是一直記得，記得他喊我的聲音和模樣。那暱稱大概是祖孫兩個人之間的祕密，當時也許知道的，時隔多年竟忘了。
春天，蒲公英開花的時候，我就邊走邊採，採完一小束就交給外祖父：
「阿公，先替我拿著。」
然後繼續採，採滿集成一大束捧回家，過不了多久，大概就任由它們枯萎在什麼地方去了吧。快樂是在採花的過程中。我在前頭，外祖父在後頭跟著，替我捧著蒲公英花的那些過程中。
外祖父和我在虹口公園散步過多少次呢？我一天天長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不再要我陪他去散步，永遠也不再能一齊去虹口公園散步、採蒲公英的花。
一日，我被帶去外祖父的住所。許多大人哭泣流淚。我的阿公全身覆蓋白布，不再喊我：「阿熊」。
那一年，外祖父五十九歲，我四歲。
二
虹口公園的外側，是一條鋪著石板路的人行道，人行道外側種植著高大的法國梧桐樹。夏天，樹葉濃密，往往遮蔭半邊人行道。秋天，葉子始落，我最愛聽枯葉飄落碰觸石板路的聲音，十分清脆，也有一些些淒涼；雖然當時我還不真切懂得什麼叫做淒涼，可是那清脆的聲音，總叫我心頭突然收緊，微微疼痛。其實，是長大以後多讀了一些文學的書，才逐漸明白那種心頭微疼收緊的生理變化，就是所謂淒涼。冬天，枯葉落盡，只剩粗大的枝幹矗立於灰濛濛天空的背景裡，倒反不會令人難過。冬天的梧桐樹很好看，教人感覺十分硬挺，很可信賴的樣子。
寫到這裡，已經超過江灣路的範圍了，應該屬於北四川路，但我無法控制自己，必需提上一筆。
虹口公園的外側人行道，順著北四川路一直走下去，是我小學一年級讀書時，每日往返必經的路。
第一國民學校，在日本租界內，係為日本居民的子弟而設的小學。當時臺灣人在法律上屬日本公民，故我的啟蒙教育，便是給分發到那所位於北四川路的小學。
不過，我只讀一年，便又給再分發到另一頭的第八國民學校。閘北日租界的日本人子弟實在太多，所以日本學校不停地擴展，總共有九所。我後來讀到停戰的第八國民學校，便是其後增設的新學校。全校都是來自日本各地的小學生，只有我和四妹是臺灣人；後來，我弟弟也入學讀了半年的時間。
至於第九國民學校，離我們的學校並不遠，卻是一所比較特殊的日本小學，係專為韓國人的子弟而設立。那時我們都管韓國人叫做朝鮮人。朝鮮人也同臺灣人一樣，法律上隸屬日本人。可能是日租界裡的朝鮮人太多，所以才專門設置一所小學而將他們集合起來的吧。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修建教室，曾有十天左右的時間，借用第九國民學校的教室上課。我的日本同學都十分鄙視朝鮮學生，嫌他們有大蒜臭味兒，嘲笑他們的日語有朝鮮腔調。我和四妹也都嫌他們大蒜臭，笑他們有朝鮮腔。因為當時我們並不太了解自己跟別的日本同學有何分別。
話岔遠了，再回到北四川路來。
那北四川路上有一座日本式的上海神社。上海神社再過去一點，就是有軌電車的終點。上學要趕路，不敢分心，但放學時，我們結隊走回家，往往不約而同地佇立，等看電車到站，再掉轉車頭。
北四川路底的電車終點，是來回的電車掉換行車方向的地方。我們站在人行道上等電車噹噹噹噹地順著軌道駛入，於是有許多乘客陸續下車。所有乘客都下來了，最後，剪票員也跳下來，他肚子上繫了一個陳舊的皮包，裝著車票子，鼓鼓的。他把聯在空中電纜上的一根繩子用力往下拉，車廂上頭那一截粗鐵絲便鬆開。然後，很專心用力地拉著那繩子跑半圓的圈子到車廂的另一頭，瞄準電纜，讓那個粗鐵絲尖端的滑輪嵌進電纜裡，於是，原先的電車頭就變成車尾，駕駛員將車廂開到岔軌上，再滑駛一下，那來的車，馬上又變成了去的車。
一切的動作都很熟練順利，而這些手續進行的時候，人行道上往往都站了一排小孩子，好奇地瞪著眼睛看。
有些男童發願長大後要當電車剪票員，大概就是佩服那種英雄似的作為之故吧。
三
現在再回到我家對面加油站的左邊。
老實說，這個方向是我記憶比較模糊的一方。那加油站的後頭，有一條稍窄的馬路，可以通達一所也是日本人設立的女子中學。學生夏天都穿藏青色有細褶的長裙，上身是短短齊腰的水手服。這種制服太好看了，尤其是上了中學之後都不再用背包，人人右手提一個中型手提包，裡面裝滿書，走起路來非常神氣，也很有學問的樣子。每一個女童恐怕都曾偷偷許願過，將來要考上那所女子中學。
我的二姐比我大四歲，曾經在那所中學讀了幾個月的書，但我自己終於等不及長那麼大就離開了上海。
加油站的左邊，聽說是直通到江灣去的，但我從來沒有去過江灣。父親每個週末都乘車去江灣打高爾夫球。
父親打球的時候，跟去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上班的模樣很不相同。穿的衣服很自在的樣子，連皮鞋都換了另一雙。司機替他扛一袋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球桿，放進後車廂內，那球桿上面套著各色的毛線套子保護，是母親編織的。
我那時並不懂打高爾夫球是怎麼一回事？只曉得大概是很花時間，又很累人的運動。因為父親總要到傍晚才回家。他的臉上曬得紅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