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第一信曾談到，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學說，和不讀書而空談革命的危險。這個問題有特別提出討論的必要，所以再拿它來和你商量商量。
你還記得葉楚傖先生的演講罷？他說，如今中國在學者祇言學，在工者祇言工，在什麼者祇言什麼，結果弄得沒有一個在國言國的人，而國事之糟，遂無人過問。葉先生在這裡祇主張在學者應言國，卻未明言在國亦必言學。
惲代英先生更進一步說，中國從孔孟二先生以後，讀過二千幾百年的書，講過二千幾百年的道德，仍然無補國事，所以讀書講道德無用，一切青年都必須加入戰線去革命。這是一派的主張。
同時你也許見過前幾年的上海大同大學的章程，裡面有一條大書特書：「本校主張以讀書救國，凡好參加愛國運動者不必來！」這並不是大同大學的特有論調，凡遇學潮發生，你走到一個店舖裡，或是坐在一個校務會議席上，你定會發見大家竊竊私語，引為深憂的都不外「學生不讀書，而好鬧事」一類的話。因為這是可以深憂的，教育部所以三令五申，「整頓學風」這又是一派的主張。
葉、惲諸先生們是替某黨宣傳的。你知道我無黨籍，而卻深信中國想達民治必經黨治。所以我如果批評葉、惲二先生，非別有用意，乃責備賢者，他們在青年中眾望所繫，出言不慎，便不免貽害無窮。
比方葉先生的話就有許多語病。國家是人民組合體，在學者能言學，在工者能言工，在什麼者能言什麼，合而言之，就是在國言國。如今中國弊端就在在學者不言學，在工者不言工，大家都拋棄分內事而空談愛國。結果學廢工弛，而國也就不能救好，這是顯然的事實。
惲先生從中國歷史證明讀書無用，也頗令人懷疑。法國革命單是丹東、羅伯斯比爾的功勞，而盧梭、伏爾泰沒有影響嗎？思想革命成功，制度革命才能實現。辛亥革命還未成功，是思想革命未成功，這是大家應該承認的。
中國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重，祇管誘勸人——「類我類我」！比方我喜歡談國事，就藐視你讀書；你歡喜讀書，就藐視我談國事。其實單面鑼鼓打不成鬧台戲。要撐起中國場面，也要生旦淨丑角俱全。
我們對於鼓吹青年都拋開書本去談革命的人，固不敢贊同，而對於懸參與愛國運動為厲禁的學校也覺得未免矯枉過正。學校與社會絕緣，教育與生活絕緣，在學理上就說不通。
若談事實，則這一代的青年，這一代的領袖，此時如果毫無準備，想將來理亂不問的書生一旦會變成措置咸宜的社會改造者，也是癡人妄想。固然，在秩序安寧的國家裡，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用不著學生去干預政治。可是在目前中國，又另有一種說法：民眾未覺醒，輿論未成立，教育界中人本良心主張去監督政府，也並不算越職。總而言之，救國讀書都不可偏廢。蔡孑民先生說：「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兩句話是青年人最穩妥的座右銘。所謂救國，並非空口談革命所可了事。我們跟著社會運動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力已竭，聲已嘶了。而軍閥淫威既未稍減，帝國主義的勢力也還在擴張。
朋友，空口吶喊大概有些靠不住罷？北方人奚落南方人，往往說南方人打架，雙方都站在自家門裡摩拳擦掌對罵，你說：「你來，我要打殺你這個雜種！」我說：「我要送你這條狗命見閻王。」結果半拳不揮，一鬨而散。住在租界談革命的人不也是這樣空擺威風麼？
五四以來，種種運動祇在外交方面稍生威力。但是你如果把這點威力看得了不得的重要，那你就未免自欺。「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侮」的成分一日不滅絕，你一日不能怪人家侮你。你應該回頭看看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看看政府是什麼樣的一個政府，看看人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民。向外人爭「臉」固然要緊；可是你切莫要因此忘記你自己的家醜！
家醜如何洗得清？我從前想，要改造中國，應由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由人民而政府，由部分而全體，近來覺得這種見解不甚精當，國家是一種有機體，全體與部分都息息相關，所以整頓中國，由中央而地方的改革，和由地方而中央的改革須得同時並進。
不過從前一般社會運動家大半太重視國家大政，太輕視鄉村服務了。我們此後應該排起隊伍——向民間去。
我記得在香港聽孫中山先生談他當初何以想起革命的故事。他少年時在香港學醫，歡喜在外面散步，他覺得香港街道既那樣整潔，他香山縣的街道就不應該那樣污穢。他回到香山縣，就親自去打掃，後來居然把他們門前的街道打掃乾淨了。
他因而想到一切社會上的污濁，都應該可以如此清理。這才是真正革命家！別人不管，我自己祇能做小事。別人鼓吹普及教育，我祇提起粉筆誠誠懇懇的當一個中小學教員；別人提倡國貨，我祇能穿起土布衣到鄉下去辦一個小工廠；別人喊打倒軍閥，我祇能苦勸我的表兄不為非作歹；別人發電報攻擊賄選，吾儕小人，發電報也沒有人理會，我祇能集合同志出死力和地方紳士奮鬥，不叫買票賣票的事在我自己鄉裡發生。
大事小事都要人去做。我不敢說別人做的不如我做的重要。但是別人如果定要拉我丟開這些末節去談革命，我祇能敬謝不敏（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裡，那位少年虛無黨臨死時所說的話，最使我感動，可惜書不在身旁，不能抄譯給你看，你自己尋去罷）。
總而言之，到民間去！要到民間去，先要把學生架子丟開。我記得初進中學時，有一天穿著短衣出去散步，路上遇見一個老班同學，他立刻就豎起老班的喉嗓子問我：「你的長衫到哪裡去了？」教育尊嚴，哪有學生出門而不穿長衫子？街上人看見學生不穿長衣，還成什麼體統？我那時就逐漸覺得些學生的尊嚴了。有時提起籃子去買菜，也不免羞羞澀澀的，此事雖小，可以喻大。
現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都還沒根本改變。學生自成一種特殊階級，把社會看成待我改造的階級。這種學者的架子早已禦人於千里之外，還談什麼社會運動？你儘管說運動，社會卻不敢高攀，受你的運動。這不是近幾年的情形麼？
老實說，社會已經把你我看成眼中釘了。這並非完全是社會的過錯。現在一般學生，有幾個人配談革命？吞剝捐款聚賭宿娼的是否沒曾充過代表、赴國大會？勾結紳士政客以搗亂學校是否未曾談過教育尊嚴？向日本政府立誓感恩以分潤庚子賠款的，是否沒曾喊過打倒帝國主義？
其實，社會還算是客氣，他們如要是提筆寫學生罪狀，怕沒有材料嗎？你也許說任何團體都有少數敗類，不能讓全體替少數人負過。但是青年人都有過於自覺的幻覺，在你談愛國談革命以前，你總應該默誦幾聲「君子求諸已！」
話又說長了，再見罷！
你的朋友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