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白話與歐化
擺在我面前的是一本新出版的刊物，裡面劈頭一篇就是一位大學中文系主任談中國文學系之精神的文章。他鄭重申明「本系之精神，力矯流俗，以古為則。」他很痛心疾首地罵「無識之徒，倡導白話，競煽小調，共賞傖言，謂合自然，呼為天籟」；同時又罵「詭異之徒，輕議舊業，謂為陳腐，以西體為提倡，創造為號召。」他反對白話的理由是「語言之與文學本有區分，俗曲之與雅奏豈能並論！……文學自有藝術之高下，豈村童野老之所能工？且自然與白話有殊，古典非故實之謂。……自然須自艱苦中來，非白話之能期，而古典為經世之必需，尤非可以邪說抹殺」；至於西體不應提倡，是因為「文學有語言文字之殊，又法聲韻之異，是有國別，豈可強同？……文字創造乃自然之演進，必以舊業為基，豈可斬絕歷史，刮滅前言，而以異邦異物，強相改易？」
這篇文章很可以代表許多維護國學者對於近年來白話運動和歐化運動的反響。我認識的朋友中持這種「以古為則」的態度的人頗不少，而且他們不盡是老年人，我知道上面所引起的文章的作者比我較年輕，因為我和他曾有一面之雅。我很明白他們這一批人的立場，也很同情他們的誠懇；可是我碰巧站在「無識之徒」與「詭異之徒」一邊，對於他們的見地不能心悅誠服。一般人似以為新舊之爭已成過去，不肯再提這老問題，上引一文可以證明它並未完全過去。本來事實勝於雄辯，無論站在舊的或新的一邊，最有力的武器是作品；到最後那一派能產生最有生命的作品，那一派就會勝利。不過不正確的思想和理論也可以迷惑視聽，用人工的歪曲或阻礙自然的進展；所以關於新舊之爭，在思想與理論上多加檢討，還是有益。
這問題還是與我們所討論的文學與語文的關係密切相關。它是目前最切實際的一個問題。在討論它以前，我須向「以古為則」者申明，我從識字到現在，四十年不間斷地在讀舊書，從前也做過十幾年的古文，我愛護中國舊詩文的熱忱也許不在他們之下；可是我也常在讀新文學作品，做過二十年左右的白話文；我的職業是教外國文，天天都注意到中文和西文的同異。我也經過罵「無識之徒」與「詭異之徒」那麼一個階段，現在覺得「無識」與「詭異」的不是旁人而是當年的自己。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希望「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諸公多登一些高峰，然後再作高低大小的比較。成見、固執和意氣永遠是真理的仇敵。
先說文言與白話。「文學自有藝術之高下」，誰也不否認，不過「藝術之高下」以用文言與用白話做標準來定，似大有問題。無論用那一種語文做媒介，是文學作品就得要符合文學的基本條件：有話說，說得好。這兩層都需要思想的銳敏與謹嚴，都頗不是易事，用文言或用白話都不能天生地減去思想上的困難。思想的工作做到家，文言文可以做得好，白話文也還可以做得好。「自然須從艱苦中來，」白話文作者也是如此想：「非白話之能期」，這句話就不像「從艱苦中來」的。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話文都能有；白話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文也在所不免。浮淺俗濫，空洞，晦澀，流滑，都不是那一方面的專利品。如果說文言文比白話文簡潔，我大致可承認；但這也看作者的能力，白話文也還是可以簡潔。比如說，上文所引的「以西體為提倡」一句話，用白話來說，「提倡西體」就很夠，用不著「以……為。」「以西體為提倡」讀起來像很順口，但是想起來似不如「以古為則」那樣合邏輯。文言有時可以掩蓋文章的毛病，這是一個眼前的例證。如果不為篇幅所限，這種例證我可以舉得很多。
從語文的觀點看，文言與白話的分別也只是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的。活的語文常在生長，常在部分地新陳代謝。在任何一個時期，每一個活的語文必有一部分是新生的，也必有一部分是舊有的。如果全是舊有的，它就已到了衰死期；如果全是新生的，它與過去語文就脫了節，彼此了不相干。我們中國語文雖然變得很慢，卻也還是活的，生長的，繼續一貫的。這就是說，白話也還是從文言變來的，文言與白話並非兩種截然不同的語文。不但許氏說文裡面的字有許多到現在還在口頭流傳，就是論語、孟子、左傳、史記一類古典的字句組織法也還有許多是白話所嘗用的。我們如果硬要把文言奉為天尊，白話看成大逆不道，那就無異於替母親立貞節牌坊，斥她的兒子為私生子，不讓他上家譜。
白話的定義容易下，它就是現在人在口頭說的語文；文言的定義卻不易下，如果它指古語，指那一時代的古語呢？所謂「用文言作文」只有三個可能的意義。一是專用過去某一時代的語文，學周秦人說話，或是學兩漢人說話。這是古文家們所提倡的。這種辦法沒有很充足的理由，從前似已有人反對過，並不限於現在「無識之徒」。而事實上這也未必真正可以辦到。比如先秦諸子在同時代寫文章，所用的語文卻往往彼此相差很遠。我們以那一家為標準呢？第二種辦法是雜會過去各時代的語文，任意選字，任意採用字句組織法。比如在同一篇文章裏，這句學論語，那句學楚辭，另一句學史記，另一句又學歸震川；只要是字，無論它流行於那一個時代，都一律採用。多數文言文作者口裏儘管只說周秦兩漢，實際上都是用這個「一爐而冶之」的辦法。這種辦法的長處在豐富，短處在駁雜蕪亂，就在講古文義法的人們看來，也未必是正路。第三種辦法是用淺近文言。所謂「淺近文言」是當代人易於瞭解的文言，一方面冷僻古字不用，奇奧的古語組織法不用；一方面也避免太俚俗的字和太俚俗的口語組織法。已往無心執古而自成大家的作者大半走這條路，我想孟子、左丘明、司馬遷、王充、陶潛、自居易、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一班人都是顯著的代表。看這些人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他們的語文跟著時代變遷，不懸某一代「古文」做標準，泥古不化；第二、他們的原則與白話文的原則大致相近，就是要求語文有親切生動的表現力與平易近人的傳達力，作者寫起來暢快，讀者讀起來也暢快。
好的白話文比起似六朝而非六朝，似唐宋而非唐宋的文言文，好處就在這兩點。第一、就作者自己說，語文與思想，語文與實際生活經驗，都有密切的關聯。在實際生活中，他遇著不開心的事，「哎！」的歎一口氣，心裡想著這聲嘆息還是想著「哎！」傳達這情感於語文時也還是寫「哎！」這多麼直截了當！你本想著「哎！」而偏經一道翻譯手續，把它寫成「嗚呼」甚至於「於戲」，這又何苦來？古人在用「嗚呼」「於戲」時，還是和我們現在用「哎！」一樣歎氣，古人可以用「嗚呼」「於戲」，我們何以一定不可以用「哎？」這還是小事，最緊要的是現時名謂字與拿來代替的古代名謂字所指的常不完全相同。東南大學只是東南大學，你要叫它「南廱」；行政專員只是行政專員，你要叫他「太守」或「刺史」。這不但不自然，而且也不忠實。「以古為則」者似沒有理會「修辭立其誠」一句古訓。
其次就讀者說，流行的語文對於他比較親切，你說「嗚呼」，他很冷淡地抽象地想這兩字的意義；你說「哎！」這聲音馬上就鑽進他的耳朵，鑽進他的心窩，使他聯想起自己在說「哎！」時的那種神情。讀白話文，他彷彿與作者有對談之樂，彼此毫無隔閡；讀文言文，尤其讀現代人的文言文，他總不免像看演舊戲，須把自己在想像中搬到另一種世界裡去，與現實世界隔著一層。還不僅此，讀文言文須先有長時期的辛苦訓練，纔能徹底瞭解。這種訓練原來是有益的，不過我們不能希望一般讀者都有。一般讀者知道東南大學是東南大學，不知道所謂「南廱」就不知道東南大學；以為非如此不足以「挽救頹風」，這就未免執古不化了。
做白話文是一件事，讀古典另是一件事。現在一班「以古為則」者以為既提倡白話文就必須廢棄古典，這其實是過慮。就邏輯說，這兩件事中間並無必然關係。就事實說，做白話文的人們談古典的還是很多，施耐庵、曹雪芹、吳敬梓們沒有讀過古典？朱元晦、王陽明一班語錄的作者沒有讀過古典？就西方各國來說，每一個時代的作者都只用當時流行的語文，可是沒有一個很重要的作者不研究前代的名著。原因很簡單，他們要利用前人在數千百年中所逐漸積蓄的經驗，要承繼歷史的遺產。文學與語文都有長久的歷史，前人已得的成就是後人前進的出發點。後人對於前人的傳統不是因襲，就是改革。無論是因襲或是改革，都必須對於傳統有正確的瞭解。我們儘管做白話文，仍須認清文言文的傳統，知道它的優點和弱點，纔知道那些地方可因襲，那些地方可改革。現代語文是由過去語文蛻化出來，所以瞭解文言文對於運用白話還是有極大的幫助。丟開技巧不說，單說字彙。拿文盲和讀書人比較，讀書人的字彙無疑地較為豐富。在文盲聽起來莫知所云的，在讀書人卻是尋常口語。超出於文盲所有的那部分字彙當然從書本上得來。各國語文都嘗有古字復活的現象。這復活往往由文章逐漸蔓延到口語。在今日中國，復活古字尤其緊要，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