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文中有一句名言：「詩人是天生的，不是造作的」。這句話本有不可磨滅的真理，但是往往被不努力者援為口實。遲鈍人說，文學必需靠天才，我既沒有天才，就生來與文學無緣，縱然努力，也是無補費精神。聰明人說：我有天才，這就夠了，努力不但是多餘的，而且顯得天才還有缺陷，天才之所以為天才，正在它不費力而有過人的成就。這兩種心理都很普遍，誤人也很不淺。文學的門本是大開的。遲鈍者誤認為它關得很嚴密，不敢去問津；聰明者誤認為自己生來就在門裏，用不著摸索。他們都這樣地懶怠下來，也同樣地被關在門外。
從前有許多迷信和神秘色彩附麗在「天才」一個名詞上面，一般人以為天才是神靈的憑藉，與人力全無關係。近代學者有人說它是一種精神病，也有人說它是「長久的耐苦」。這個名詞似頗不易用科學解釋。我以為與其說「天才」，不如說「資稟」。資稟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只有程度上的等差，沒有絕對的分別，有人多得一點，有人少得一點。所謂「天才」不過在資稟方面得天獨厚，並沒有什麼神奇。莎士比亞和你我相去雖不可道里計，他所有的資稟你和我並非完全沒有，只是他有的多，我們有的少。若不然，他和我們在知能上就沒有公同點，我們也就無從瞭解他，欣賞他了。除白痴以外，人人都多少可以瞭解欣賞文學，也就多少具有文學所必需的資稟。不單是瞭解欣賞，創作也還是一理。文學是用語言文字表現思想情感的藝術，一個人只要有思想情感，只要能運用語言文字，也就具有創作文學所必需的資稟。
就資稟說，人人本可以致力文學；不過資稟有高有低，每個人成為文學家的可能性和文學上的成就也就有大有小。我們不能對於每件事都能登峰造極，有幾分欣賞和創作文學的能力，總比完全沒有好。要每個人都成為第一流文學家，這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也大可不必；要每個人都欣賞文學，都能運用語言文字表現思想情感，這不但是很好的理想，而且是可以實現和應該實現的理想。一個人所應該考慮的不是：我究竟應否在文學上下一番功夫？（這不成為問題，一個人不能欣賞文學，不能發表思想情感，無疑地算不得一個受教育的人），而是：我究竟還是專門做文學家，還是只要一個受教育的人所應有的欣賞文學和表現思想情感的能力？
這第二個問題確值得考慮。如果只要有一個受教育的人所應有的欣賞文學和表現思想情感的能力，每個人只須經過相當的努力，都可以達到，不能拿沒有天才做藉口；如果要專門做文學家，他就要自問對於文學是否有特優的資稟。近代心理學家研究資稟，常把普遍智力和特殊智力分開。普遍智力是施諸一切對象而都靈驗的，像一把同時可以打開許多種鎖的鑰匙；特殊智力是施諸某一種特殊對象而才靈驗的，像一把只能打開一種鎖的鑰匙。比如說，一個人的普遍智力高，無論讀書處事，或作戰經商，都比低能人要強；可是讀書處事作戰經商各需要一種特殊智力。儘管一個人件件都行，如果他的特殊智力在經商，他在經商方面的成就必比做其他事業都強。對於某一項有特殊智力，我們通常說那一項為「性之所近」。一個人如果要專門做文學家，就非性近於文學不可。如果性不相近而勉強去做文學家，成功的固然並非絕對沒有，究竟是用違其才；不成功的卻居多數，那就是精力的浪費了。世間有許多人走錯門路，性不近文學而強作文學家，耽誤了他們在別方面可以有為的才力，實在很可惜。「詩人是天生的，不是造作的」一句話對於這種人確是一個很好的當頭棒。
但是這句話終有語病。天生的資稟只是潛能，要潛能現為事實，不能不假人力造作。好比花果的種子，天生就有一種資稟可以發芽成樹，開花結實；但是種子有很多不發芽成樹開花結實的，因為缺乏人工的培養。種子能發芽成樹開花結實，有一大半要靠人力，儘管它天資如何優良。人的資稟能否實現於學問事功的成就，也是如此。一個人縱然生來就有文學的特優資稟，如果他不下功夫修養，他必定是苗而不秀，華而不實。天才愈卓越，修養愈深厚，成就也就愈偉大。比如說李白杜甫對於詩不能說是無天才，可是讀過他們的詩集的人都知道這兩位大詩人所下的工夫。李白在人生哲學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學方面從詩經、楚辭直到齊梁體詩，他沒有不費苦心模擬過。杜詩無一字無來歷，世所共知。他自述經驗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西方大詩人像但丁、莎士比亞、哥德諸人，也沒有一個不是修養出來的。莎士比亞是一般人公評為天才多於學問的，但是誰能測量他的學問的深淺？醫生說，只有醫生纔能寫出他的某一幕；律師說，只有學過法律的人纔能瞭解他的某一劇的術語。你說他沒有下工夫研究過醫學、法學等等？我們都驚訝他的成熟作品的偉大，卻忘記他的大半生精力都費在改編前人的劇本，在其中討訣竅。這只是隨便舉幾個例。完全是「天生的」而不經「造作」的詩人在歷史上卻無先例。
孔子有一段論學問的話最為人所稱道：「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這話確有至理，但亦看「知」的對象為何。如果所知的是文學，我相信「生而知之」者沒有，「困而知之」者也沒有，大部分文學家是有「生知」的資稟，再加上「困學」的工夫，「生知」的資稟多一點，「困學」的工夫也許可以少一點。牛頓說：「天才是長久的耐苦」。這話也須用邏輯眼光去看，長久的耐苦不一定造成天才，天才卻有賴於長久的耐苦。一切的成就都如此，文學只是一例。
天生的是資稟，造作的是修養；資稟是潛能，是種子；修養使潛能實現，使種子發芽成樹，開花結實。資稟不是我們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修養卻全靠自家的努力。在文學方面，修養包涵極廣，舉其大要，約有三端。
第一是人品的修養。人品與文品的關係是美學家爭辯最烈的問題，我們在這裡只能說一個梗概。從一方面說，人品與文品似無必然的關係。魏文帝早已說過：「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劉彥和在文心雕龍程器篇裏一口氣就數了一二十個沒有品行的文人，齊梁以後有許多更顯著的例，像馮廷巳、嚴嵩、阮大鍼之流還不在內。在克羅齊派美學家看，這也並不足為奇。藝術的活動出於直覺，道德的活動出於意志；一為超實用的，一為實用的，二者實不相謀。因此，一個人在道德上的成就不能裨益也不能妨害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批評家也不應從他的生平事蹟推論他的藝術的人格。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言為心聲，文如其人。思想情感為文藝的淵源，性情品格又為思想情感的型範；思想情感真純則文藝華實相稱，性情品格深厚則思想情感亦自真純。「仁者之言藹如」，「被辭知其所蔽」。屈原的忠貞耿介，陶潛的沖虛高遠，李白的徜徉自恣，杜甫的每飯不忘君國，都表現在他們的作品裡面。他們之所以偉大，就因為他們的一篇一什都不僅為某一時會即景生情偶然興到的成就，而是整個人格的表現。不瞭解他們的人格，就決不能徹底瞭解他們的文藝。從這個觀點看，培養文品在基礎上下工夫就必須培養人品。這是中國先儒的一致主張，「文以載道」說也就是從這個看法出來的。
人是有機體，直覺與意志，藝術的活動與道德的活動恐怕都不能像克羅齊分的那樣清楚。古今儘管有人品很卑鄙而文藝卻很優越的，究竟是佔少數，我們可以用心理學上的「雙重人格」去解釋。在甲重人格（日常的）中一個儘管不矜細行，在乙重人格（文藝的）中他卻謹嚴真誠。這種雙重人格究竟是一種變態，如論常例，文品表現人品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在文藝上有真正偉大的成就，他必須有道德的修養。我們並非鼓勵他去做狹隘的古板的道學家，我們也並不主張一切文學家在品格上都走上一條路。文品需要努力創造，各有獨到，人品亦如此，一個文學家必須有真摯的性情和高遠的胸襟，但是每個人的性情中可以特有一種天地，每個人的胸襟中可以特有一副邱壑，不必強同而且也決不能強同。
其次是一般學識經驗的修養。文藝不單是作者人格的表現，也是一般人生世相的返照。培養人格是一套工夫，對於一般人生世相積蓄豐富而正確的學識經驗又另是一套工夫。這可以分兩層說。一是讀書。從前中國文人以能鎔經鑄史為貴，韓愈在進學解裏發揮這個意思，最為詳盡。讀書的功用在儲知蓄理，擴充眼界，改變氣質。讀的範圍愈廣，知識愈豐富，審辨愈精當，胸襟也愈恢闊。在近代，一個文人不但要博習本國古典，還要涉獵近代各科學問，否則見解難免偏蔽。這事固然很難。我們第一要精選，不浪費精力於無用之書；第二要持恆，日積月累，涓涓終可成江河；第三要有哲學的高瞻遠矚，科學的客觀剖判，否則食而不化，學問反足以汨沒性靈。其次是實地觀察體驗。這對於文藝創作或比讀書還更重要。從前中國人文人喜遊名山大川，一則增長閱歷，一則吸納自然界瑰奇壯麗之氣與幽深玄渺之趣。其實這種「氣」與「趣」不只在自然中可以見出，在一般人生世相中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