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載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上海《文學報》。
「老莊稼漢」呼喚「尊嚴」
李凌俊：有讀者認為，從《醜陋的中國人》到《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似乎經歷了一個從「抨擊」到「祝福」的過程，這是否與柏楊先生近年來的心境變化有關？
柏楊：記得剛開始寫《柏楊版資治通鑑》那年，為了一件我覺得受到欺負的事，大發脾氣，以致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設筵向我道歉。五、六年後，同樣事再度發生，我卻覺得那是一個屁，王董事長問我說：「奇怪，我告訴編輯說，看吧！柏楊又要跳高了。可是你竟沒有跳高，平靜如常，這是怎麼回事？」我說：「我很後悔上次的大發脾氣，即令有人欺負，我也應該包容。」他說：「你怎麼忽然明白起來了？」我說：「你門縫裡瞧人，把人瞧扁了，你認為我不會成長呀！」
李凌俊：從表面上來看，知識界似乎正在變得寬容，但實際上，這是一個犬儒主義盛行的年代，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迅速地蛻變為「知道份子」、「知利份子」、「知樂份子」和「知趣份子」，許多舞文弄墨的人只講風光不講風采，更不講風骨，作為一個有社會擔待感，有良知，有獨立見解的知識份子，在清醒之餘，柏楊先生是否會感到「高處不勝寒」的孤獨？如果有，該如何排遣這樣的孤獨？
柏楊：您說現世代是一個犬儒主義盛行的世代，我有同感。醬缸文化，就在這世代發揮了強勢的功能！中華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有時候聰明得冒泡，對任何流行的普世價值，都能霎時間一口吞入，在內化之前，隨時都會脫口噴出。像斑馬線，我們常誇耀我們也有斑馬線，但外國斑馬線保護行人，我們的斑馬線則把行人誘進來壓得頭破血流。一九六○年代，孫觀漢博士把「愛」引進台灣文化界，十年之後，「愛」氾濫成災，到處是「愛」，甚至出現「把交通的愛找回來」這種標語。二十一世紀開始，人權成為我們社會顯學，每個人都吶喊人權，教師穿拖鞋、短褲，打赤膊上課，沒有人敢幹預，因為他有人權。羅蘭夫人在巴黎斷頭台上，曾悲慟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人用你的名字作惡！」真害怕有一天，我也會喊出來：「人權！人權！天下多少人用你的名字作惡！」
很多追求人權理念或民主理念的人，如同索忍尼辛先生，都變成道德家，轉而乞靈道德。我認為我們必須創造出新的中華文化，與傳統不同的新的中華文化，能夠改變一個細胞，就是一個細胞。
李凌俊：看過柏楊先生的《回憶錄》，生活對您似乎不公，但是在您的作品中卻看不到任何怨恨和不滿，長久以來，知識份子的苦難都非常深重，除卻精神上的苦難，還有物質上的柴米油鹽的問題，生老病死的困頓。可以說，柏楊先生是從苦難中跨越出來的一個人，回首過去，您覺得您是如何跨越的？如果有一個特定情境，您願意再次經歷一遍那些曾經經歷過的事情嗎？為什麼？
柏楊：謝謝您對我的讚許，我會努力追求這些美德。實際情形是，我不過天真的盼望言論自由，揭發社會黑暗，伸張正義，幫助政府治國安民。卻不知道，我犯了大錯，「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我這個「早起的蟲兒」，被「早起的鳥兒」一啄下肚。
民主政治迫使鳥兒吐出我們這些「早起的蟲兒」，然而，有些蟲兒已伏屍刑場，有些蟲兒已死在牢房，有些蟲兒現在仍囚禁瘋人院，呻吟度日，只有最幸運的一些蟲兒，尚活人世。我正是這群殘存的幸運者之一。我擁有雄厚的企圖心，用全副生命，從事於使以後世世代代，都沒有人再有我這種災難的工作——人權教育。
李凌俊：請柏楊先生談談你的新書，為什麼會將「尊嚴」而不是別的什麼作為對全體中國人的祝福？
柏楊：宇宙萬物，只有人有「尊嚴」，這是一種天賦，與生俱來。人有尊嚴之後，才能成為一個人。一個沒有尊嚴的人，固然馴順得可以作為家奴，也可能邪惡得成為蛇蠍。讀了《二十六史》，我真是悲慟：中華人一直活得沒有尊嚴！因為我們的文化中缺少尊嚴。雖然偶爾有先聖大哲說出人性尊嚴的話，也只不過幾句話，寫在書上，而書，放在書架上，供後人憑弔。漫漫長夜，一直到二十世紀。除了佔一半人口的婦女，已從纏足的酷刑中解放出來外，其他和西方文明國家相比，二十世紀反而是中華人最羞辱的一個世紀。前年，一個記者團訪問馬其頓，馬其頓的孩子們面有饑色，穿著破爛的短褲，跟著記者團到處跑，記者們給他們麵包、錢——鈔票，他們都不接受（只接受巧克力糖）。這些記者都曾經到過我們大陸，他們看到的中華小兒小女，和大兒大女，可不是這樣。這個故事使我哀傷。
李凌俊：柏楊先生最近在忙些什麼？對於自己新獲得的「老莊稼漢」的稱號作何感想？
柏楊：最近忙著臥床患病，和為香港《明報月刊》寫一個專欄。我還不知道大陸讀者封我「老莊稼漢」綽號。在台灣我倒是有人叫我「老天真」或「過動兒」。我想「老莊稼漢」的意思是嘲笑我已這麼大年紀了，仍那麼土頭土腦吧！除了「賣國賊」綽號我不敢當以外，其他任何綽號我都接受。綽號使人感到親切、溫暖。
李凌俊：最後，希望柏楊先生對大陸的讀者說幾句話。
柏楊：千言萬語，只兩句話：「我們要做一個有尊嚴，也尊重別人尊嚴的人。做一個有誠信，也有能力包容別人的人！」